你敢信吗？在80年代的苏联，偷国家的东西不是犯罪，而是生存本能。工人偷工厂，农民偷农庄，公务员受贿，高层直接把国企往自己家搬。一个超级大国，被自上而下的盗窃掏成了空壳。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渠道，理论上一切都按计划分配。
 
 
但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工厂需要的零件迟迟不到位，商店货架上的日用品时有时无。
 
 
人们慢慢发现，走正规渠道办不成事，私下想办法反而高效。
 
 
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格罗斯曼的研究指出，从国营企业偷东西在苏联几乎人人都干，农民拿饲料，工人拿工具和材料，医生拿药品，司机偷汽油，这些行为给职工提供了额外收入，也构成了第二经济的重要基础。
 
 
到了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影子经济占苏联官方经济的比重已经达到10%到20%，个人收入的12%到13%来源于此。
 
 
工人的小动作是最底层的版本。
 
 
当时苏联企业里流行一个词叫涅苏内，意思是顺手带走的人。
 
 
他们偷的东西五花八门，金属零件、工具、汽油、布料，甚至工厂食堂的食品。
 
 
手法也花样百出，藏在大衣内衬、塞进靴子、缠在腿上，凡是想得到的招数都有人用。
 
 
管理层其实心知肚明，有时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材料记载，甚至有人向勃列日涅夫反映老百姓生活困难，得到的回复是：“我年轻时在货场搬东西，大家往车厢装几包，回家顺带拿一包，你放心就好。”
 
 
比工人更精明的是那些被称作采霍维克的地下生产者。
 
 
他们在国营工厂的车间里搭起非法的生产线，用从正规渠道调剂出来的原材料，生产服装、鞋帽、日用品。
 
 
到80年代末，这些地下工厂已经成为短缺商品的重要供应来源。
 
 
利润之大，让不少人铤而走险。
 
 
一位女律师靠倒卖紧缺商品攒下了一份家业，雇了4个帮手，甚至搞起了邮购业务，但最终因投机倒把罪被判了12年。
 
 
这个量刑重得离谱，但当时的法律就是这么写的。
 
 
农村的情况同样不乐观。
 
 
集体农庄的农民把收成的一部分截留自家用，或者拿到黑市上换钱。
 
 
晚上有人拿镰刀去田里割麦穗，有人从仓库里搬走粮食，连播种的时候都有人在播种机里做手脚，把播种量调低，省下来的种子装进自己口袋。
 
 
人民网曾刊文指出，苏联农民破坏生产工具、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现象早已充分显现，他们任凭粮食烂在地里也不去收割，大幅削减播种面积，这些都是农村危机的表现形式。
 
 
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农民既不能决定种什么，也不是劳动成果的主人，干多干少一个样，积极性被彻底窒息了。
 
 
如果说工人和农民的行为是为了过日子，那各级官员的玩法就上了一个台阶。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后期，从中央到地方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
 
 
纽约时报1980年的一篇报道记录了黑海度假城市索契的市长沃龙科夫被判处13年徒刑的案子，他的宅邸地板下藏着一个暗格，里面塞满了黄金、珠宝、银器、水晶和名贵干邑，价值数万美元。
 
 
他收取的贿赂五花八门，从好肉到1.6万美元的现金都收，安排一套新公寓的行价是2400美元，同一个价钱还能让一个商店售货员升成经理。
 
 
更荒唐的是买官在有些地方已经明码标价。
 
 
有资料显示，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想当上区委第一书记要交15万到20万卢布，想拿到部长职位需要10万到25万卢布，连区警察局局长都得交5万卢布。
 
 
1980年破获的黑鱼子酱走私案牵扯了渔业部、贸易部、食品工业部甚至太平洋舰队的300多名干部，给国家造成了数百万卢布的损失。
 
 
至于站在金字塔尖的人，做的事就更更不用说了。
 
 
到1988年，俄罗斯经济精英中52.6%是身居高位的权贵官员，33.4%是一般官员，只有14%是非精英出身。
 
 
这些人在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浪潮中，把几十年积累的全民财富瓜分殆尽，摇身一变成了寡头。
 
 
苏联的悲剧在于，当偷公家的东西成了从上到下的普遍行为，这个体制的根基就已经烂了。
 
 
工人偷零件、农民偷粮食，或许只是为了活下去；但官员的受贿和权贵的鲸吞，却是在明明白白地把国家往深渊里推。
 
 
1980年代末，苏联影子经济的规模据估算已经达到1200亿到1300亿卢布，占国民收入的20%左右。
 
 
一个曾经让世界颤抖的超级大国，就这样被自己人一口一口吃成了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