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级给了沈启贤1个加强排、几十个地方干部，让他剿匪，他问：“土匪有多少人？”上级回答：“5000多人吧！”

1946年冬。东北战局初开。 新四军三师师长刘震下达命令，任命沈启贤为吉江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任务只有两个字：剿匪，开辟新区。

东北的匪，绝非一般毛贼。 伪满残余、地主武装、惯匪流氓，合股盘踞在吉林东部山区。这群人有枪有马，熟悉地形，极其凶悍。名册上能打的，合计五千余众。

沈启贤清点手里的家底。一个加强排，一百四十人。几十个负责群众工作的地方政工干部。没有主力部队配属，没有重火力。 敌我兵力悬殊，接近四十倍。 常人听闻，要么退缩，要么要求增援。但沈启贤没有。 打仗不能光靠算盘拨人数。他找来情报，盘问被俘的暗探，摸清这五千土匪的底细。 情况很快查明。五千人听着唬人，真正手上有血案的死硬匪首只是极少数。剩下的大多数，是被迫裹挟的穷苦百姓。 找到弱点，沈启贤定下两套方案。硬的更硬，软的更软。

行动开始。没有大张旗鼓的进军。 沈启贤将一百四十人的加强排，打散成若干机动突击队。专挑深夜行动。 目标不选土匪大本营，专盯外围孤立匪哨和小股武装。

黑夜。摸哨。行军悄无声息。突击队员抵近匪窝，短促突击。不给敌人开枪报警的机会。踹门，缴械，抓人。干脆利落。 缴获的枪支，当场装备。打掉一个哨卡，壮大一分实力。

抓获的俘虏，沈启贤不杀。这是他的第二套方案。 几十名政工干部迅速跟进。下乡，进村。建立农会，发动群众。 面对俘虏，干部们只说一句话：“缴枪不杀。穷人不打穷人。” 被胁迫的百姓当场释放。沈启贤让他们带话回去：我们只要匪首，不追究胁从。放下武器，可以分田回家。 被释放的土匪成了活招牌。消息在深山老林里迅速扩散。 土匪内部开始瓦解。人心散了。 昨天还跟在匪首后面壮声势的喽啰，半夜寻机溜走。带着枪，下山投诚。 沈启贤照单全收。甄别身份后，把枪发给参军的翻身农民和可靠的投诚人员。 一百四十人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排变连，连变营。

核心匪首察觉到危机。队伍越来越难带，地盘越来越小。 他们企图集中兵力，反扑沈启贤的指挥部。 但他们算错了一笔账。沈启贤早已不是刚来时的那个光杆司令。 情报网已经建立。群众的眼睛死死盯住土匪的一举一动。匪军刚有调动，情报已经摆在沈启贤的案头。 伏击。包围。 沈启贤不再零敲碎打。新扩编的部队拉上网，将负隅顽抗的残匪主力一口吞下。 枪声响彻山林。顽抗到底的匪首被就地正法。 短短数月。分区全境匪患被彻底肃清。五千土匪，烟消云散。

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清剿，更是一次教科书级的群众路线实践。 沈启贤带去的一百四十人加强排，在剿匪的战火中淬炼、扩编。最终，这支武装发展壮大，被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

1955年，沈启贤被授予少将军衔。 回到1946年的那个冬天。面对那句“五千多人”的回答，沈启贤没有要一兵一卒的增援。他孤身入局，用几十个政工干部和一个排的兵力，生生在这片黑土地上，拔起了五千土匪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