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印度人口数量多，原来印度男性根本没有婚姻焦虑。

印度男人根本没有婚姻焦虑，因为他们不仅不愁娶不到老婆，还能靠结婚发家致富。在中国男性为彩礼、房子、车子焦头烂额的时候，印度男性正坐在家里等着女方“送钱上门”。这种倒贴式的婚姻制度，直接把印度男性养成了婚姻市场的“甲方”。

在中国，普通男性想要结婚，从谈婚论嫁开始就要承担起绝大部分的经济压力。彩礼要按当地行情准备，房子和车子大多也是结婚的硬性要求，很多年轻男性从二十岁出头就要为这些开销奔波，不少普通家庭为了给孩子办一场婚礼，要掏空几代人的积蓄，甚至还要背上多年的外债。很多男性到了适婚年龄，会因为凑不齐结婚的钱迟迟不敢成家，婚姻焦虑成了压在很多人身上的重担。

但在印度，婚姻里的经济压力完全颠倒了过来，所有的经济负担几乎都落在了女方家庭身上，男性在婚姻里全程占据主动地位。在印度的婚姻市场里，从来不是男方追着女方求亲，而是女方家庭主动带着嫁妆上门，只要男方自身条件稍微好一点，同时有好几家女方家庭上门说亲是常有的事，这些家庭会主动报出自己能拿出的嫁妆金额，最终能不能成这门亲事，全看男方家庭满不满意女方给出的条件。

印度这种女方给男方嫁妆的习俗，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哪怕到了现在，也依然在全印度普遍存在。其实印度早在 1961 年就出台了《嫁妆禁止法》，明确规定索要和接受嫁妆都属于犯罪行为，最高会被判处五年监禁，后续几十年里，印度也多次修订相关法律，增加了针对嫁妆纠纷中虐待、伤害女性行为的惩处条款。但这些法律规定在当地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前，根本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嫁妆依然是印度婚姻里必不可少的环节，甚至成了婚姻能否成立的核心条件，绝大多数印度家庭结婚，女方都必须向男方支付嫁妆，这已经成了当地人人默认的规矩。

在印度，不同条件的男性，能拿到的嫁妆金额有着明确的梯度，男方的种姓越高、学历越高、工作越稳定，能索要的嫁妆就越多。就算是印度最底层的农村男性，女方家庭要给的嫁妆也普遍在 1 万到 4 万人民币之间，这笔钱看着不算多，但在印度很多经济落后的地区，普通家庭一年的人均收入才三千多人民币，这笔嫁妆相当于他们好几年的全部收入。如果是有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男性，比如普通白领、小商人，女方要给的嫁妆就能达到 5 万到 15 万人民币，除了现金之外，女方还要给男方买轿车、全套高档家电，就连婚礼当天几百名宾客的所有开销，也全部要由女方家庭承担。

要是男方有更高的学历和更好的工作，嫁妆的金额还会成倍上涨。印度的医生、工程师、名校毕业生，能向女方索要 20 万到 50 万人民币的嫁妆，很多印度家庭把儿子培养成高学历人才的教育投入，都会直接算进嫁妆里，通过结婚加倍赚回来。而考上印度国家高级公务员的男性，更是婚姻市场里的绝对顶端，他们能索要的嫁妆普遍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这笔钱相当于印度普通家庭四五十年的总收入。有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印度女方嫁妆的价值，平均占到了新婚夫妻婚前财产的 68%，差不多是女方家庭整整六年的全部收入。

印度男性在婚姻里能有这么大的话语权，根源在于当地延续至今的种姓制度。当地的传统里，允许低种姓的女性嫁给高种姓的男性，这种婚姻被叫做顺婚，女方家庭只要把女儿嫁进高种姓家庭，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都会跟着提升，后续在贷款、办事等很多方面都能获得便利。

所以很多低种姓家庭，就算砸锅卖铁、借高利贷，也要凑够高额的嫁妆，争取让女儿嫁入条件更好的家庭。而高种姓的女性却不能嫁给低种姓的男性，这就导致高种姓的女性也只能靠拿出更多的嫁妆，来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一来二去，整个印度的婚姻市场就完全成了男方说了算的局面，嫁妆的金额也被越抬越高。

在这种风气下，印度很多家庭都把生女儿当成了沉重的负担，从女儿出生的那天起，就要开始为她十几年后的嫁妆攒钱，当地甚至把 “祝你生一堆女儿” 当成了最恶毒的骂人话。很多家庭在发现孕妇怀的是女孩后，会选择非法堕胎，这也导致印度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很多地区男性数量远多于女性，但就算是这样，印度男性依然不愁娶不到老婆，因为女方家庭为了把女儿嫁出去，只会愿意拿出更多的嫁妆。

这种完全倒贴的婚姻制度，让印度男性在婚姻里彻底站稳了甲方的位置，不用为结婚付出任何经济成本，反而能靠结婚实现财富增收，自然也就不会有任何婚姻焦虑。也正是这种没有压力的婚姻状态，让印度男性普遍更早结婚，生育率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也是印度人口数量一直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