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129师营职干部秦忠原本已经确定调往武安县县大队任政委。刘伯承把他叫去谈了一次话，改派他到129师干部轮训队当管理干部。刘伯承说，八路军干部不仅要会打仗，更要有头脑和谋略。

随后秦忠骑马去了上武村。上武村在太行山深处，村子不大，周围都是山。轮训队队部设在村里，学员们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他到任后，负责管理学员的日常生活和军事训练。

抗战时期，八路军各师设轮训队和教导队，抗大总校1939年迁入太行，基层干部轮训逐步形成制度。刘伯承把秦忠这样一个能打仗的营级干部放到轮训队，是因为带队伍、管粮秣，靠的不只是胆量。

1941年，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封锁越来越严，部队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轮训队没有战斗任务，粮食要靠自己解决。秦忠接到任务，带着轮训队一百多名学员和三百多头牲口到河北武安县驮粮。

武安在太行山东麓，粮食要从那里运回师部驻地附近。太行根据地实行公粮制和统一累进税，粮食由各县筹集，部队武装押运。驮运主要靠骡马和毛驴，几百头牲口走在狭窄的驮道上，前后拉开好几里路。运粮队不挂战斗番号，要在日军的封锁线之间穿行。

日军在华北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分割根据地。炮击配合步兵搜山，是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常用手段。

队伍是在凌晨出发的。那一夜没有月亮，山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秦忠走在队伍前头，隔一阵就掏出怀表看一眼。当时基层干部很少有人有怀表，计时常靠香、鸡鸣或者日影，怀表多是战利品缴获来的。

他手里这块表走时还算准，但夜里的表盘看不清。他把指针看早了一个钟头，看成三点。按原定计划，队伍应该在凌晨四点出发。秦忠一声令下，一百多人和三百多头牲口在黑暗中动了起来，沿着驮道向预定宿营的方向走。走了约一个半小时，队伍才走出七八里山路。东方开始泛白，秦忠再看表，才四点半。他发现比原定时间早了一个钟头。这一个钟头可不是小事。

秦忠没有让队伍继续按原计划走。他心里清楚，提前到达会让粮队在白天多暴露一个小时。驮队目标大，三百多头牲口在山道上走，扬起的尘土老远就能看见。如果按原计划在那个小村庄宿营，天亮之前队伍确实能到，但到达之后要在村里待上一整个白天。一个暴露的宿营点，就是一发炮弹的靶子。

秦忠决定不按原计划宿营。他带着队伍离开驮道，翻过一道山梁，拐进一条窄山沟。这条沟两侧山壁陡峭，沟底只有一条勉强能过驮队的小径。队伍进去之后，人和牲口贴着崖壁隐蔽下来。八路军夜间行军宿营，讲究靠山、隐蔽、有退路，避开大村和开阔地，以防拂晓被敌人合击。秦忠手上没有情报，他只是凭经验把队伍从危险的地方转移了出去。

队伍在山沟里隐蔽下来不久，身后传来了炮声。炮声先是沉闷的几响，接着枪声也密集起来。声音传来的方向，正是那个原定宿营的小村庄。秦忠和学员们蹲在沟壁下，听着炮弹落地的闷响和日军的机枪扫射声。

村庄方向腾起的烟尘，从沟口望出去能看见。日军算准了路线，算准了宿营点。他们唯一没有算到的，是带队的教导员看错了一个小时的表。如果按原计划四点出发，队伍大概会卡着天亮前来到村庄，到了就直接进村宿营，不会有“停下来想一想”的余地。

那天的炮击持续了一阵，日军搜索了村庄周围的坡地和沟口，没有发现粮队的踪迹。天色大亮之后，枪炮声渐渐平息。秦忠带着队伍翻过山梁，把粮食安全送回了129师师部。

回到师部之后，秦忠去向刘伯承报告说自己看错了时间。刘伯承说：“小秦啊，你错得好啊，敌人空扑了一个空。”在场的刘昌毅把自己那块大表摘下来，递给秦忠，让他随身带着，是让秦忠以后不再把时间看偏。

运粮脱险之后不久，秦忠被调离轮训队，前往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供给部任职。他先任供给部政治委员，后任供给处副处长。军分区供给部负责征粮、储粮、运粮、被服、弹药和药品的筹措分配，是敌后根据地生存和运转的重要部门。

1942年冬，冀中警备旅移驻赞皇，驻赞八路军已达近万人，根据地的负担极大。到1943年，部队和干部的供给标准压缩到了最低，一线部队每人每天的供应标准仅有七两小米，后勤机关包括司令员，每天只有半斤。

秦忠在供给处副处长的岗位上，与供给处同事一起想办法保障了部队供给工作。秦忠从一个带兵的教导员，转到了管粮管物的位置上。刘伯承当初把秦忠安排到轮训队，后来又让他去供给部管粮，这两次安排都落在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