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麻醉学的开山鼻祖谢荣，活了一百岁。他与妻子周如枚有两个格外争气的女儿。
外人很少知道，这位一脸儒雅的老教授，曾在妻子离世后，又当爹又当妈，把两个幼女一手带大，守了整整四十一年。


1988年，谢兰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两年后，她转赴美国布林莫尔女子学院学习美国近代史，毕业后进入穆迪公司从事债券分析。2003年，她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蒙哥马利地方议会，后来连任。2007年，她被推举担任当地镇长。

八年前，谢兰还是一个刚失去母亲的孩子。
1980年，周如枚因癌症去世。谢兰大约12岁，妹妹谢青年纪更小。父亲谢荣已经59岁。家里突然少了母亲，他却没有从医院退下来。1979年，他刚被评为教授，并出任北大医院临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培养恢复，进修医师重新招收，停顿多年的科研工作也在往前推。

谢荣的名字后来长期与中国现代麻醉学联系在一起，但中国专职麻醉医生的历史比他更早。1939年，北京协和医院已经聘用马月青从事专职麻醉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吴珏、尚德延、谢荣等人分别在不同医院推动麻醉专业建设。

谢荣承担的那一部分很具体。
1951年，他在北大医院创建麻醉科；1961年，又建立麻醉研究室。到周如枚去世时，他已经在临床麻醉、科研和教学这条路上干了近三十年，正赶上医学教育和科研体系重新恢复。

1980年，北大医院麻醉科恢复进修医师培训。1981年，麻醉学科被确定为当时全国第一个麻醉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点。此后几年，硬膜外阻滞、肺水调节、脑复苏和脑保护等研究陆续展开，科里还不断把年轻医生送到国外学习心脏麻醉和重症医学。

家里的两个孩子并没有完全交给谢荣一个人。
周如枚是物理学家周培源的长女。她去世以后，周培源一家分担了两个女孩不少生活照料和学习辅导。谢荣继续到医院上班、带学生、做研究，女儿则在父亲和外祖父一家共同照看下长大。

谢兰后来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母亲早逝一直是童年中的重大变化，但她此后的求学并没有中断。

这套家庭安排维持了谢荣最繁忙的十几年。
1985年，北大医院建立外科重症监护病房。起步时只有两张床，设备十分有限，麻醉科的工作却从手术室进一步伸向危重病人的持续监护和救治。

此前派往国外学习的医生陆续回来，新技术、新设备和新的管理方法被带进科室。
1984年以后，谢荣又长期承担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工作。那时麻醉科在不少医院仍被列入医技科室，可麻醉医生承担的工作已经越过手术中的麻醉本身，进入急救复苏、重症监护和疼痛治疗。

1989年5月3日，卫生部正式发文，将麻醉科明确为临床科室，业务范围也扩大到急救、心肺脑复苏和疼痛治疗。推动这次变化的有谢荣，也有罗爱伦、赵俊等一批麻醉学专家。

一个专业从医院里的辅助位置进入临床科室体系，靠的是整整一代人的推动。

此时，谢家的两个女儿也已经接近独立。
谢兰1988年进入大学，1990年赴美。谢青在中学阶段也到美国求学。两个孩子陆续离开北京后，谢荣并没有马上退休。1990年前后，他年近七十，再次担任麻醉科主任，继续参与研究、教学和科室建设。直到1994年前后，他才逐步交出主要行政职务。

从1980年到1994年，一边是两个失去母亲的女孩读完中学、进入大学、陆续出国，一边是北大医院麻醉科恢复研究生培养、建立重症监护、扩大学科范围。
谢荣没有离开医院，周培源一家也一直参与孩子的成长。

家庭里的照料并非由一个人完成，医院里的变化同样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晚年的谢荣仍住在北京。两个女儿曾希望把他接到美国生活，他没有去。卸下职务以后，他还参加科室病例讨论，到实验室看看年轻人的研究。

2008年麻醉实验室调整，一批保存多年的旧仪器被清理出来，其中还有早年研究锡生藤碱时使用的蒸馏提纯器材。谢荣委托科室把它们捐给麻醉博物馆。

2021年6月3日，谢荣去世，享年100岁。
周如枚离开是在1980年，两个人的生命由此隔开四十余年。到谢荣去世时，当年两个没有母亲照料的小女孩早已各自生活；1985年那间只有两张床的外科重症监护病房，也已经发展成完整的重症医学体系。

家里曾经缺掉的那个位置，由父亲、外祖父一家和两个逐渐长大的孩子一起撑了过去。
医院里，则留下了学生、科室和一批已经进入博物馆的旧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