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同意离婚，却让她二选一，孩子和财产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当即就清楚他内心的算盘，但她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选择带走孩子。

鞠萍抱着儿子走出家门时，儿子小胳膊搂着她脖子，小声问：“妈妈，我们去哪儿？”

她掂了掂怀里轻飘飘的孩子，“先去刘阿姨家住两天。”

朋友老刘打开门，看见母子俩脚边那个小行李包，什么也没问，侧身让了进去。

夜里孩子睡着后，老刘端了杯热水过来，“真就什么都不要？”

鞠萍接过杯子，“他算好了的，要了钱就得留下孩子。”

“那你工作怎么办？台里能同意你带着孩子跑录制？”

“明天我去找主任谈。”

第二天鞠萍提早到了办公室。主任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孩子先放托儿所，录制时间我尽量给你调集中在上午。”他顿了顿，“但出差项目你得暂时放一放。”

“我明白。”

蒋启星电话是三天后打来的。“周末我带儿子吃饭。”

“这周不行，我要录节目。”

“那就周日晚上，我七点来接。”电话挂得很快。

周日傍晚蒋启星站在宿舍楼下，看见儿子穿着旧但干净的外套跑下来。他蹲下身，“想爸爸没？”

儿子点点头，眼睛却往回看了一眼。鞠萍站在三楼窗口，没下来。

吃饭时蒋启星给儿子夹菜，“妈妈晚上吃什么？”

“刘阿姨送饺子。”

“住别人家习惯吗？”

儿子专心啃着鸡腿，“妈妈说我很快就有自己的小床了。”

送孩子回去时，蒋启星往鞠萍手里塞了个信封，“下个月抚养费。”

鞠萍没推，接过来时指尖碰到他手背，两人都很快缩回去。

“下周六我还有事，改周日吧。”她说。

蒋启星盯着她看了两秒，“随你。”

日子就这么撕成了两半。鞠萍白天跑录制，下午赶着接孩子，晚上等儿子睡了才看台本。有次孩子发烧，她请了半天假，下午照样进棚录节目，脸上看不出什么。化妆师多扑了层粉，小声说：“萍姐，腮红打重点显精神。”

半年后台里新节目上马，主任找她：“有个少儿晚会总导演的活儿，得出差半个月。”

鞠萍手指摩挲着台本边角，“能带孩子吗？”

“恐怕不行，录制地条件差。”

她点点头，“那我推荐小张去，他准备很久了。”

主任叹口气，“你再想想。”

那天接儿子时，托儿所老师叫住她：“翼遥今天画画，画了三个小人。”

画纸上是歪扭的一家三口，左边那个小人涂成了棕色。“他说这是刘叔叔，经常给他买饼干。”

鞠萍把画折好放进包里。晚上给孩子洗澡时，儿子突然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这就是家呀。”

“可是没有我的小床。”

周末蒋启星来接孩子时，鞠萍叫住他：“下个月起抚养费不用给了。”

他挑眉，“怎么，涨工资了？”

“孩子要上学前班，以后周末你也别接了，改周三晚上吧，我刚好有录制。”

蒋启星脸色沉下去，“你说了算？”

“法院判的探视权，没规定必须周末。”鞠萍转身往楼里走，“周三晚上七点，过时不候。”

楼梯爬到一半，听见楼下车子发动的声音，很响。

儿子趴在窗台上看车子开远，回过头：“妈妈，爸爸生气了？”

“没有。”鞠萍蹲下来整理他的书包，“周三我们去吃披萨，好不好？”

“爸爸也去吗？”

“就我们俩。”

那天晚上鞠萍很晚没睡，她把存折拿出来算了算，又放回去。窗外的路灯照进来，墙上挂着的钟滴答滴答走。

第二天她去了主任办公室：“那个总导演的活儿，还缺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