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新四军第一纵队副司令赵凌波，在皖南事变中神秘失踪，一年后他改名换姓，重新参加新四军，谁知却遇到了老熟人。

赵凌波早年曾在川军当兵，后来在同红军作战时被俘，随后参加红军。他经历过鄂豫皖、鄂豫陕地区的战斗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任红十五军团第75师政治委员，也参加过直罗镇等战斗。

全面抗战开始后，赵凌波曾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687团副团长，后来调入新四军工作，先后担任第三支队参谋长、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等职。到皖南部队调整编制时，他出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职务已经相当重要。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开始北移。1月6日以后，部队在安徽泾县茂林一带陷入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双方激战数日，新四军伤亡严重，部队在复杂山地间被切割，许多指战员同原建制失去联系。

就在这场战斗中，赵凌波被俘。此后，他没有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而是发生了变节。后来国民党方面设置绥靖机构，他担任所谓“反共副专员”，活动区域主要就在繁昌及周边，并参与针对当地新四军力量的侦察和“清剿”活动。

这带来的隐患很现实。赵凌波不是一个不了解新四军情况的普通人员。他长期担任军事干部，熟悉部分干部姓名、部队情况和活动方式。这样的人一旦站到对立面，其所掌握的信息自然会受到新四军方面高度警惕。

新四军第七师逐渐获得了赵凌波在繁昌附近活动的消息。师部随后作出部署，由侦察人员注意他的行踪。侦察干部李务本等人也参与其中，希望掌握赵凌波的活动情况，并寻找将他控制起来的机会。

事情到了1942年5月出现变化。赵凌波经过化装，以不同身份进入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活动区域，声称自己从国民党方面的关押中逃了出来。现有材料能够确认他隐瞒了真实处境，但关于他究竟使用过什么具体姓名，并没有足够可靠的统一记载。

赵凌波原以为隔了一年多，又换了装束，可以混过身份检查。偏偏驻地里有一个认识他的老熟人——董南才。董南才参加新四军较早，皖南事变发生时正在军部教导总队工作，并且从包围中成功突围，对皖南时期的一些干部并不陌生。

两个人碰面的那一刻，赵凌波精心准备的身份就出了问题。一个人的衣服可以换，身份介绍也可以重新编排，可曾经长期在同一支部队活动留下的面貌特征，很难彻底改变。董南才认出了眼前的人就是原第一纵队副司令赵凌波。

董南才没有把赵凌波简单当成普通归队人员处理，而是立即将情况向上报告。赵凌波随后受到控制，并被送往无为县东乡白州一带的部队驻地。有关情况继续向第七师师部报告，准备把他送到师部进一步处理。

这时负责押送赵凌波的，正是此前参与调查其行踪的侦察干部李务本。为了防止赵凌波提前作出过激反应，押送过程中没有采取特别显眼的方式。从外表看，队伍更像是在护送一名归队干部，实际上赵凌波已经处于严密控制之下。

按照安排，一行人要前往无为县北部的大俞家岗一带。新四军方面原本准备在进一步查明情况以后，再把赵凌波押送军部处理。因此，从湖阳冲被识破以后，赵凌波并没有立即受到最终处置，他仍处在押送和审查过程中。
走到石涧埠附近时，意外发生了。当时队伍正在途中休息，赵凌波突然脱离控制，向黄洛河方向逃跑。那里有国民党军据点。如果让他成功进入据点，不但押送任务会失败，还可能使沿途部队部署等情况出现新的泄露风险。

李务本随即带人追赶，要求赵凌波停止逃跑。赵凌波没有停下，而是继续朝据点方向奔逃。追捕人员最终开枪，赵凌波中弹身亡。事情发生后，有关情况迅速报告第七师师部，师部又派人到现场核实，随后继续上报。

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被俘，到1942年5月在石涧埠附近结束生命，赵凌波人生最后阶段其实只有一年多时间。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失踪干部突然归队”的离奇故事，而是他身份发生变化以后，再次进入昔日战友活动区域所造成的危险。

董南才为什么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也正在这里。战争年代没有现代化身份识别设备，一名人员从敌占区归来，往往只能通过经历、介绍、熟人证明和组织调查逐步核实。赵凌波可以准备一套身份说辞，却无法抹掉自己过去多年留下的人际关系。
皖南事变之后，这种甄别尤其困难。大量突围人员分散在皖南山区，有人进入民间隐蔽，有人绕道寻找组织，还有一些被俘人员后来设法脱离控制。基层部队既要尽力接应真正的失散同志，也必须防备有人借这种混乱环境潜入。
赵凌波事件因而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曾经历长征，又长期担任重要职务，但这些经历并没有改变其被俘以后所作出的选择。到1942年重新进入新四军活动区域时，他面对的已不再是过去的部属关系，而是严格的身份甄别和组织审查。

这段历史留下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战争环境下人的经历本身也是身份凭证。真正经历过的事可以帮助一个人证明自己，同样也可能让伪装者留下无法回避的漏洞。1942年5月湖阳冲的这次相遇，最终让赵凌波隐藏了一年多的真实处境彻底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