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董伯伯高瞻遠矚？
香港曾决定把机场从启德搬到赤鱲角。那时候质疑声一点不少：工程巨大、花钱惊人、建设周期漫长，香港是不是非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多年以后再看，新机场、机场铁路、北大屿山发展等工程已经成为香港国际枢纽的基本盘。一个城市真正重要的战略，往往不是宣布当天就能证明对错，而是二三十年以后才能看出分量，这正是重新评价董建华最值得采用的尺度。
有一个时间巧合尤其值得注意。2026年9月8日，董建华离世；也是这一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位居世界第一。一个常被认为依赖金融和地产的香港，如今已经进入全球最强创新区域，这组数据与董建华二十多年前推动香港科技转型的方向碰到了一起，这比单纯讨论当年的房价涨跌更有意思。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给出的数字并不小：过去五年，这一集群平均每百万人口产生2259件PCT国际专利申请、4060篇科学论文和138宗风险投资交易。香港当然不能独自领取整个大湾区的成绩，但香港的高校、资本市场、国际化科研网络和专业服务都是这个创新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香港真正需要的从来不是只守住一种产业，而是不断增加新的竞争支点。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梁振英在9月9日悼念董建华时，不只是谈他带领香港完成回归后的制度转换，而特别用了“高瞻远瞩地谋划香港的长远发展及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这样的评价。董建华任内当然有争议，可评价一个首任行政长官，若只剩下一项住房政策，就把当时面对的香港经济转型难题看窄了。
叶刘淑仪的回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她提到董建华当时已经重视科技发展，只是亚洲金融风暴猛烈冲击投资环境，使不少构想推进困难。1999年7月，董建华还专程到美国旧金山和硅谷，与信息科技企业及科技界人士交流，并公开表示要推动香港成为科技中心。放在互联网大规模商业化的年代看，这种政策注意力本身就具有相当明显的超前性。
董建华想改变的，其实是香港经济的“单腿走路”。房地产价格高的时候，卖地和资产升值让很多问题暂时不显眼；金融、航运和转口贸易强的时候，发展科技同样容易被认为不够迫切。但一个国际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人才和产业升级能力，一旦外部贸易模式改变，就会被动，这才是他早早谈科技和教育更值得注意的背景。
教育这条线尤其容易被忽略。曾荫权在9月9日的悼念声明中回忆，董建华任内增加大量专上教育资源，使香港适龄青年进入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由约14%提高到接近50%。这类政策与盖楼不同，看不到几年后的即时回报，但它把更大一批年轻人送进了知识型经济需要的人才体系，因此它的收益天然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集中出现。
这也与1989年的赤鱲角机场有几分相似。1989年的港口及机场发展策略与董建华后来的科技、教育布局，都属于“现在花资源、以后吃红利”；不同之处在于机场落成那一天，跑道和客运大楼人人看得见，而人才培养和创新生态没有明确的竣工日期。这意味着，社会通常更容易承认大型基建的远见，却更容易低估长期人才政策的价值。
董建华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布局，就是把香港经济与内地市场之间的制度通道做实。2003年6月29日，CEPA主体文件签署，这是内地与香港之间首项自由贸易协议。当时香港经历沙士及经济低迷，这项安排为香港商品和服务进入内地市场提供更便利的条件，也把“一国两制”优势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接口。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CEPA并没有停留在2003年。此后双方连续签署多轮补充协议，覆盖货物、服务、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2024年仍签署新的服务贸易修订协议。一个政策如果在创设者离任近二十年后还在不断扩展，就不能只把它理解成当年的救市工具，它事实上已经成为香港连接国家发展与国际市场的一套长期制度安排。
2026年的资本市场正在给这套角色新的注脚。香港交易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已有106家公司新上市，同比增加80%；IPO集资3424亿港元，同比猛增153%；全部集资额达到6513亿港元。香港今天吸引的已经不只是传统地产和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内地科技和先进制造企业把香港当成国际融资窗口，这条发展路线显然比单纯依赖本地资产价格更有后劲。
从2026年9月14日来看，香港金融业正在重新吸引来自新加坡、伦敦、迪拜和内地的专业人才。这类变化最值得关注的，不是“香港又赢了哪座城市”，而是国际资本和人才重新用脚投票，看中的正是香港同时连接中国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的特殊位置。这个角色越清楚，董建华时代开始强化内地经济联系的长期意义就越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