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到，1979年杭州6千人公审现场被4个法警死死摁住的壮汉，竟是当年杭州人闻之色变的高干子弟熊紫平！

他被按在地上，脸贴着冰凉的水泥地，耳边是审判长冷峻的宣判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他的耳朵。他想抬头，想再吼几句“我爸是熊应堂”，可法警的手像铁钳，把他所有的气焰都压进了尘土里。
场馆里的掌声像暴风雨，一阵高过一阵。那些掌声来自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来自那些他曾经不屑一顾的普通人。很多张脸在他模糊的视线里晃动，有些很陌生，有些……他似乎有点印象。好像是在哪条巷子口被他堵住过的女工？还是那个被他抢了收音机、敢怒不敢言的老头？记不清了，太多了。

他突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下午，也是在这座城市，他和熊北平开着借来的吉普车，呼啸着穿过湖滨路。路边的行人纷纷避让，眼神里有恐惧，也有他当时觉得痛快的厌恶。那时候他觉得，这杭州城，他们兄弟俩可以横着走。父亲远在四川，母亲也不在身边，这空荡荡的将军楼，就是他们无法无天的王国。
他怎么也想不到，王国塌得这么快。那个盗窃犯随口一句话，怎么就扯出了他们？那些平时不敢吭声的女人，怎么就有胆子去公安局按手印了？他想不通。直到冰凉的手铐戴上手腕，直到看见厚厚一摞按满红指印的笔录堆在预审员面前，他才隐约觉得，这次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

父亲的话从四川传过来，就一句：“依法办事”。三个字，切断了他所有的指望。哥哥熊北平倒是“识时务”，问什么说什么，把干的那些事倒得一干二净，想挣个宽大处理。熊紫平骂他是软骨头。他自己硬扛到底，以为还能像过去那样，有人会来“打个招呼”，事情就会慢慢冷下去。
公审大会的广播声在场馆外都能听清。巷口，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竹椅上，静静地听着。她的女儿三年前失踪了一天，回来后把自己关在屋里三个月没出门，后来匆匆嫁到了外地，再没回过杭州。老太太抬起袖子，擦了擦眼角。
场馆内，宣判终于结束。法警把瘫软如泥的熊紫平架起来，拖向后台。经过侧门时，他瞥见外面透进来的一小片天，灰蒙蒙的。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难得回家，带他和哥哥去西湖边，指着保俶塔说，做人要堂堂正正。那时候的天，好像很蓝。
上诉被驳回来的消息，他是在囚室里听到的。来通知的法官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那一刻，他最后那点绷着的劲儿泄了。下午，他被押上刑车。路两边挤满了人，寂静无声，只有无数道目光，沉甸甸地压在他身上。
枪声响起的时候，杭州城里很多人家，默默收起了压在箱底许久、不敢声张的委屈。另一间囚室里，熊北平听到弟弟伏法的消息，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上。
将军楼不久后被收归，重新粉刷，住了新的人家。院子里的老树，年年春天依旧发芽。只是杭州的年轻人再走过那段曾经让人心慌的街道时，脚步变得轻快了许多。茶余饭后，人们偶尔提起“二熊”，总会以那句话结尾：“老天爷看着呢，爹再大的功劳，也顶不了儿子作的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