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000解放军被三万敌人包围，为了不泄露机密，旅长吴诚忠下令烧毁全部文件，并准备进行殊死一战，万分紧急之时，胡之杰突然站出来：“慢着，我能帮你们突围！”
1946年7月17日，安徽太湖、岳西交界的冶溪河，几支穿山越岭而来的队伍终于碰了头。清点下来，鄂东独立第二旅还有6000多人，保存了九成以上的兵力。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让人松口气的时刻，可旅长吴诚忠、政委张体学都明白，真正危险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三周前的6月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开始实施突围。独二旅没有跟着主力一起撤，而是承担掩护任务。等主要机关和部队脱离以后，他们才分路向东转移。一路不是正常行军，而是在堵截、追击和遭遇战之间不断穿插，能把6000多人带到冶溪，本身已经相当不容易。
问题在于，这么大一支队伍一旦集中，行踪也更容易暴露。国民党军很快重新调整部署，整编第72师两个旅由英山东北方向分路压来，其他部队也从周围逼近。冶溪河是一条夹在群山中的长冲，能藏兵，却不是一个适合几千人长期固守的地方。前后的山口一封，优势立刻就可能变成困局。
更让人头疼的是部队的状态。连续半个多月赶路打仗，战士已经非常疲惫，粮食、药品和弹药都得精打细算。要是敌军依靠兵力优势层层压缩包围圈，再集中火力进攻，独二旅即使能够冲出去，也很可能付出很大的伤亡。
吴诚忠于是把最坏的情况摆到了桌面上。阵地要准备，山路要勘察，队伍随时准备分路突围；与此同时，旅部携带的机要材料也必须处理。联络内容、作战文件一旦落到敌方手里，受到影响的绝不只是眼前这6000多人，还可能牵连大别山区的地下交通和地方工作。
火点起来的时候，气氛已经变了。能够销毁的材料不能留下，能够轻装的东西尽量减掉。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已经不是在讨论“打不打”，而是在考虑一旦包围彻底合拢，怎样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撕开口子。就在这种时候，一个当地人进入了吴诚忠的视线，他就是胡之杰。
胡之杰长期生活在冶溪，却不是没有见过军旅世面的人。他早年曾有从军经历，与川军一些将领有旧交。偏偏此时带兵逼近冶溪的整编第72师师长傅翼，正是他认识的人。对已经做好硬打准备的独二旅而言，这层关系突然变成了一条以前没有想到的路。
胡之杰主动提出，可以利用旧日关系去见傅翼。这个办法听起来简单，实际风险不小。傅翼正在执行追堵任务，独二旅又是被重点围堵的部队，仅凭私人交情让对方改变部署，并没有十足把握。更何况一旦谈不成，胡之杰本人也可能回不来。
吴诚忠没有因为出现这条路，就让部队停止准备。他很清楚，六千多人的生路不能全部押在一次见面上。各团仍照原计划保持戒备，侦察人员继续寻找通路，而胡之杰则利用自己的身份前去接触傅翼。一个办法走人情，一个办法靠军事突围，两手同时准备。
胡之杰与傅翼见面后，真正能谈的也不是一句“放人”。对傅翼而言，强攻山区里的独二旅并不是毫无代价。川军部队长期处在复杂的派系关系中，如果为了追堵一支已经连续转战多日的队伍，自己先付出沉重伤亡，这笔账同样需要掂量。胡之杰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旧交只是让两个人能够坐下来谈，真正让事情出现余地的，还是现实利益。围得太紧，独二旅必然拼死反击；稍微留下活动空间，既能减少自身损失，也能避免冶溪附近百姓被卷进大战。经过周旋，包围线上终于出现了可以利用的空隙，独二旅获得了极其难得的转移机会。
机会一来，吴诚忠没有迟疑。几千人的部队在山区秘密移动，比几十个人困难得多，前面稍慢一点，后面就是长长的人流。不能点火，不能大声说话，更不能在狭窄地段乱起来。那些已经连续作战多日的战士，又一次背起装备，在夜色中离开驻地。
这次能够脱险，与其说是奇迹，不如说是几件事恰好同时发挥了作用。胡之杰利用旧关系打开了一扇门，吴诚忠没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别人身上，而独二旅经过长期作战形成的纪律，又保证了机会出现以后，几千人能够迅速行动。如果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结果都可能完全不同。
而且，走出冶溪并不意味着独二旅从此可以休整。7月18日下午，部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原计划还要继续向东，前往苏皖地区。会议进行期间，新的指示传来：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牵制追堵力量。也就是说，他们刚从一个包围圈里走出来，又必须转身留在最危险的区域。
随后几个月，独二旅不断调整行动方式，在大别山区化整为零，坚持游击斗争。到1947年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当年留下坚持斗争的一批骨干又与主力会师。冶溪脱险因此不是故事的终点，它保存下来的不仅是一支部队的有生力量，也为后来大别山区继续坚持斗争留下了一批骨干。
冶溪那一夜过去以后，山还是那些山，危险也没有减少多少。不同的是，6000多名战士又获得了一次继续战斗的机会。对于1946年的独二旅来说，这已经足够重要。因为真正艰难的考验，并不是从包围圈中走出去一次，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围堵之后，仍然能够把队伍保存下来，把斗争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