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0年，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跑到县城买药。可药钱差1角，他恳请营业员帮忙：大姐，你行行好，我手保快保不住了！谁料，营业员冷笑：关我什么事！

1970年深冬，陕北，一个瘦削的年轻人捂着手臂，踉踉跄跄地冲进了县城医药公司的门市部，他叫陈建国，是从北京来延安插队的知青，今年刚满十九。
 
三天前在山里修梯田，垒石头的时候土方塌了，他整个人被掀下去，右前臂硬生生磕在石棱上，当时就变了形，队长找人简单给他固定了一下，让他赶紧去县里救治，几十里山路，他咬着牙走了一整天。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营业员，正低着头织毛衣，陈建国把医生开的方子递过去，声音都在打颤：大姐，麻烦您给拿一下药，营业员接过去扫了一眼，转身从架子上取下两盒药，往柜台上一搁，报了价钱。
 
陈建国把手伸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毛票和钢镚，一张一张地数，数到第二遍，他的脸色白了，差一角钱。
 
就一角，在那个年代，一角钱能买两个馒头，或者一根油条，但此刻，这一角钱隔在他和那两盒药之间像隔着一道翻不过去的墙。
 
他抬起头，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柜台后面的人：“大姐，我手摔断了，疼了好几天，再不用药怕保不住了。您行行好，就差一角钱，能不能先给我拿了，下回进城我一定补上。”
 
他说的是实话，骨折拖了好几天，胳膊已经肿得跟小腿一样粗，青紫色的淤血从手腕一直蔓延到肘关节，再不处理，感染、错位、坏死，后果他连想都不敢想。
 
可柜台里的那个女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她手里的毛衣针不紧不慢地交错着，嘴上淡淡地吐出几个字：关我什么事。
 
陈建国愣住了，这几个字比陕北冬天的风还冷，把他满肚子的恳求硬生生堵在了喉咙里，十九岁的年轻人，离开北京的父母来到这黄土高坡上，干了两年最苦最累的农活没掉过一滴眼泪，可这句话，让他眼眶一下子红了。
 
旁边排队的人看不过去了，一个老大爷从兜里摸出两个钢镚要递过来，营业员冷冷地扫了一眼：别在柜台前头搞这个，要借钱出去借。
 
那个年代，医药公司是国营单位，营业员端的是铁饭碗，药卖多卖少跟她的工资没半毛钱关系，多卖给一个人还得多登记一笔账，至于柜台外面的人疼不疼、残不残，那是他自己的命。
 
陈建国机械地把毛票一张一张收进口袋，转身走出了门市部，那只断了的手臂垂在身侧，每走一步都疼得他龇牙咧嘴。
 
他靠在门外的电线杆上，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不是疼的，是心里委屈，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从大城市被抛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举目无亲，口袋里连多一角钱都掏不出来，他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就在他抹着眼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同志，给你。”一只黑乎乎的小手伸到了他面前，手心里躺着一张皱巴巴的毛票，面额刚好一角，他抬头一看，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着一件明显大了好几号的破棉袄，脸冻得通红，鼻涕挂在嘴唇上也没顾上擦。
 
“我娘让我给你的。”小孩指了指街对面，陈建国顺着方向看过去，一个中年妇女站在路边，冲他点了点头。
 
那女人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身边还站着两个更小的孩子，一看就是附近农村的，她没有走过来，大概是觉得自己的身份不方便进医药公司的大门。
 
陈建国接过那一角钱，蹲下来看着那个小男孩，想说点什么，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最后他只摸了摸孩子的头，转身重新走进了门市部。
 
药拿到了，那个营业员依旧面无表情地把药推过来，找零，记账，全程没说一个字，陈建国也没有再看她，他把药揣进怀里，出了门就去街对面找那个中年妇女，想给人家鞠个躬，可等他走过去，人已经不见了。
 
很多年以后，陈建国回到北京，进了一家工厂，后来下海做起了生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1970年冬天的那一幕。
 
不是记恨那个营业员，毕竟那个年代把人磨成了那样，她未必就不是可怜人，他记住的是那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农村大嫂，和那个递过来一角钱的小男孩。
 
参考：《知青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