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爹娘不在后，毛主席成了毛家的管事人。首先，他从地主家里用了三年牛犊和四袋小米，要求妹妹泽建回来。“我撕掉了别人欠我家的所有借条，把家里22亩的土地全部给了穷人，带着弟弟妹妹去了省会，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毛家真正的转折，不是在外面风声最紧的时候，而是在韶山老屋里，一本账簿被翻开的那一刻。父母相继离世后，家里再没有长辈挡在前头。
田地、房屋、债账、弟弟妹妹的去留，全都摆在毛泽东面前。这个长子没有按旧规矩把家业守住，反而做了一件在乡亲看来很难理解的事：把家散开，让人走出去。

这件事要从毛泽建说起。毛泽建不是毛泽东的亲妹妹，但她从小被接到毛家生活，毛泽东一直把她当妹妹看。
旧时乡村，女孩子的命常常不由自己做主。毛泽建年少时被送到肖家做童养媳，这在当时并不少见，可对她来说，却像一扇门早早关上了。
在他看来，人不是牲口，不该被一头牛犊、几袋粮食定下一辈子。旧礼法讲父母之命，可父母已经不在，妹妹愿不愿意，才是最该听的话。
他去肖家接人，最关键的并不是争口气，而是把账算清，把人带回。对方提到当年下过礼，毛泽东便愿意归还钱物，甚至多作补偿。
该还的还，该了的了，但毛泽建不能继续被困在一段她不愿接受的安排里。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不是简单砸旧规矩，他懂得乡村人情里的账要交代；可他更清楚，账可以补，人不能赔进去。毛泽建被带回后，人生才真正换了方向。
她后来跟着毛泽东到长沙读书，进入学校学习，接触新思想。一个原本可能一生困在旧式婚姻里的乡村女子，从此有了读书、选择和行动的机会。
多年后，毛泽建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衡阳、衡山一带工作。她不是靠“毛家妹妹”的身份被记住的，而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胆气。
1929年8月20日，她在衡山牺牲，年仅二十四岁。母亲文素勤在1919年去世，父亲毛贻昌在1920年离世。
父母一走，老屋里留下的不是轻松日子，而是一堆现实问题。家中有田，有债，有来往账，也有几口人今后的出路。
毛泽民长期在家操持，最知道柴米油盐的重量。田里收成怎样，谁家欠钱，家里又欠谁，这些都不是一句话能抹掉的。
一个农家要维持下去，靠的就是这些账目和田产。可毛泽东回到韶山后，想的不是把这个家继续按老样子撑下去。
他已经看见更大的风浪，也明白几个弟妹若继续困在田亩之间，命运很可能就此定型。于是，那本账簿被拿出来了。
账簿上写着往来款项，有人欠毛家的，也有毛家欠别人的。按旧式家长的做法，当然要一笔笔追讨，能收多少算多少。
可毛泽东的处理很不同：自家欠别人的，尽量还清；别人欠自家的，不再追。这不是一句漂亮话，对一个靠田地和勤俭过日子的家庭来说，撕掉借条，等于放弃一部分实实在在的钱粮。
毛泽民不可能不心疼，那是父母多年积攒下来的底子，也是家人日后过活的依靠。毛泽东却把话说得很明白：再守着这些账，守住的也只是一个小家。
若要走出去做事，就不能让旧账把脚拴住。至于田地，韶山毛家原有水田二十多亩，后来实际情况有变化。
民间常把这件事概括成“把二十二亩地分给穷人”。更贴近那时情形的说法，是他把田地交给缺地的人耕种，不再按旧地主、佃户那套方式去收租逼债。
房屋也安排给人居住，家里能放下的东西，尽量放下。这样的决定，在今天读来像故事，在当时却很沉重。
一个普通农家，没了田地和账目，等于没了最稳的退路。毛泽民问家里以后怎么办，并不是不理解大哥，而是现实摆在那里：人总要吃饭，弟弟妹妹也要安身。
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去长沙。长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
对韶山青年而言，那是学校、报刊、新思想和社会运动集中的地方。去了那里，毛泽民不再只是守着义顺堂账簿的农家子弟；毛泽覃也不再只是乡下少年；毛泽建更不会再被旧婚约压住。
毛泽民后来在长沙做过校务工作，逐渐参加革命活动，毛泽覃也在兄长影响下走上另一条道路，毛家三兄妹和毛泽建的命运，从这一刻开始，和韶山那几亩田分开了。这场“散家”，表面看是家产处理，骨子里却是一次选择：到底是把父母留下的东西牢牢抓住，还是让活着的人去走一条更大的路。

对毛泽建，他尊重她不愿留在肖家的态度；对毛泽民，他不是只让弟弟继续看家，而是劝他走出韶山；对毛泽覃，他也没有按乡村老路安排人生。这个家没有因为失去父母而收缩，反而被推向更开阔的地方。
当然，这条路并不轻松，后来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都为革命付出生命，那不是一段轻飘飘的传奇，而是一个家庭真实承受过的代价。所以，毛家老屋里的那次决定，不能只看成“慷慨分家”。
它更像一次告别：告别旧债账，告别童养媳婚俗，告别守着田地过小日子的安稳念头。毛泽东从这里出发，不是因为没有牵挂，而是因为牵挂太多。
他看见妹妹被旧婚俗束缚，看见乡亲被债务和土地压住，也看见弟弟们若留在原地，人生很难打开。韶山的灯火后来远了，长沙的路却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