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房猝死索赔案：法律不该为“自陷风险”买单——

60岁高血压患者丛某在健身房骑行时猝死，家属索赔30万，法院以健身房“告知不足”判赔10万。这一判决引发质疑：一个对自身健康风险应有清晰认知的成年人，因擅自进行高危运动致死，却让已履行救助义务的健身房担责，何其荒谬？

高血压患者本应避免高强度运动，丛某既未告知健身房病情，又选择高风险项目，实为“自陷风险”。法律从未要求健身房成为会员的“健康监护人”，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健身房已及时施救，尽到了人道主义义务，若因“未通过广播或书面告示”就被追责，逻辑何其荒唐？难道要健身房为所有潜在疾病风险“背书”？这无异于将责任无限扩大，逼其陷入“过度防御”的困境。

判决的荒诞在于模糊了责任边界。若高血压患者因未被告知风险需担责，那么健身房是否该为所有会员配备体检团队？这种“和稀泥”式的判决，不仅纵容了会员对自身健康的漠视，更可能引发“寒蝉效应”——未来健身房或拒收高危人群，运动项目因风险被大量取消，最终损害公众利益。

悲剧根源在于丛某对自身健康的轻视，而非健身房失职。法律应传递清晰信号：健康无小事，风险需自担。莫让“责任转嫁”的歪风，吹冷了社会对公平与常识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