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视察无锡，有干部说如果有上海的标准就好了，毛泽东立即回应，你这是对上海有意见吗？
1961年冬小麦即将返青的前几天，江苏省委机关里传出一份急电，中央领导决定到无锡看看地方经济调整的落实情况。对于刚刚渡过最艰难三年的干部来说，这场调研像一次临考前的抽查，既紧张，又暗含期待。
那三年，自然灾害加上管理失误，粮食总产量连续下滑，据农业部事后统计，1960年全国总产量较1957年减少了近30％。口粮吃紧，部分地区出现浮肿病，医生归结为蛋白质和碳水摄入不足所致；更多人把它视为“饿出来”的警报。中央随后下文，干部带头节约，省部级领导的配给比普通职工仅高出一成。有人劝“领导还是得多吃点”，答复却是“少一口，底下就能多一勺”。
12月13日傍晚，一列临时加挂的车厢停在无锡站。毛泽东走下车时，江渭清、许世友和何冰皓已等候多时。寒风劲吹，站台灯影斑驳。许世友爽朗地说：“老朋友，江苏冷得很啊！”毛泽东拍拍他肩膀，只说一句：“冷，正好清醒清醒。”

住进小箕山招待所后，毛泽东没有先听汇报，而是问：今年无锡大队是不是还剩了5万担稻谷？江渭清愣了一下，立刻答：“刚核对过，实数4万8千。”显然，中央早把田间数字梳理得一清二楚。第二天上午，他让工作人员准备一张详细表：生产小队数、亩产、口粮、收购、留种，全列出来，再标注与1957年的差额。“用红笔写亏空，用蓝笔写盈余。”毛泽东交代得极细。
14日下午的座谈会安排在招待所西厢平房进行。屋内只有长条桌，两盏60瓦灯泡；连取暖的暖壶都被移到了角落。毛泽东示意大家坐下后，先谈工业：“江苏纺机厂和农机厂现在由哪个部管？”何冰皓回答归一机部，“但缺原材料”。毛泽东皱眉道：“前方没粮，后方不能断布。”他要求把工业70条的试行情况一并写成专报，“不要空口号，要实际数字”。

会议进行不到十分钟，毛泽东突然把话题拉回农业：“生产小队到底是救命草还是拦路石？”储江回答：“分到小队后，人心稳了，干劲也上来了。”毛泽东点头：“人多嘴杂，总得有一本自己的账。”这句话后来被江苏省委抄录，下发到各县，成为次年推广小队核算的依据。
席间出现一段轻松插曲。何冰皓提到粮食收购差距，半开玩笑说：“如果有个‘上海标准’，我们也省心。”毛泽东放下茶杯看他：“听口气，你好像对上海意见不小？”屋子里一阵笑声，但毛泽东紧接着话锋一转：“标准是死的，人是活的，照搬并不好。”他强调政策要因地制宜，不能让数字绑住手脚。
民生问题最让他挂心。江渭清说，今年淮北浮肿病好转，但苏南还零星出现，主要集中在冬闲时期。“是不是副食品跟不上？”毛泽东追问。卫生厅长汇报，缺乏豆制品和鱼蛋白。毛泽东随即提议利用太湖水网恢复制网养鱼，“把网撒下去，让鱼替人打工”。一句玩笑，却被写进了次年的《太湖渔业恢复方案》，渔政部门估算，仅这个举措可增加1.2万吨鲜鱼，相当于80万个劳力的蛋白摄入。

穿衣也在议程内。何冰皓说：“农民冬衣破得厉害，棉价涨，他们买不起。”毛泽东沉吟片刻：“棉花调配先照顾长江以北，苏南可用桑蚕补一头。”随行参谋附和：“蚕茧价格偏低，农户不积极。”毛泽东手指轻敲桌面：“价格再低，农户也想赚钱，只要渠道顺畅。”他让省委研究“茧丝对棉”，即由国营丝厂兑换棉布给蚕农，季末再清算。这一提法，后来被业内称为“对等兑换”。
座谈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工作人员递上第二壶开水时，烟气在灯下袅袅升腾。毛泽东总结发言简短，只一句：“天灾考验人心，也考验制度。办法总比困难多。”
15日凌晨三点，招待所仍灯火通明。江渭清、何冰皓连夜整理会议纪要，准备清晨呈送。窗外北风呜咽，他们心里却踏实了许多。有人感叹：“路线明了，底气就来了。”

16日下午车开向北京。没有送行队伍，只有站台上一片寂静。列车启动前，毛泽东望向车窗外的水稻田，低声说：“三年大坎，迈过去了。”李银桥听见，没敢接口。
1962年元旦，《人民日报》刊文称“三年困难已现曙光”。江渭清收到样报时，又翻出上月的会议纪要，眉头一挑：“下一个考题，就是怎么守住这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