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二次对陈毅的评价：


1954年4月2日，谭震林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谈陈毅，话没绕弯。
他说，陈毅对革命事业有过“三次贡献”，还专门提到1929年那次赴上海汇报红四军情况。
多年过去，旧事早被风吹过几轮，谭震林偏偏把它拎出来，不像捧场，倒像替一笔容易被人忽略的账重新落款。

陈毅那次上海之行，并非路过一趟。
红四军内部争论正烈，他带回中央意见，后来古田会议得以在新的基础上展开。谭震林多年后把这一笔翻出来，说到底，是在提醒众人，有些功劳不在冲锋那一瞬，而在局面快散时，肯去把线头重新理顺。

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看陈毅。
1940年去苏南东路主持工作时，谭震林就认可陈毅在江南敌后斗争中的判断，也肯定陈毅、粟裕把那片局面顶住的功劳。那时仗正难打，夸人没什么便宜可占。能在这种时候点头，说明他是真服。谭震林识人有个特点，不太吃名气那一套，谁在乱局里真能把事情拢住，他记得很牢。

也是这一年，谭震林曾化装成阔气商人，穿过日伪封锁线，“谭老板”的称呼就这么传开了。
后来人们喊他“谭老板”，喊的不是排场，是那股临事不乱的劲头。

可谭震林从不是顺着别人说话的人。
华野时期，他和陈毅有过尖锐分歧，战局吃紧时，话说得并不软。
关系真不真，往往不看能不能互相吹捧，要看意见撞上时，谁还肯把公事放在前头。陈毅不是没火气的人，却能容得下这种顶撞，这一点也很见胸襟。

陈毅也明白这一点。
1947年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华东野战军刚立住架子，干部去留很棘手。粟裕必须留在前线，这没什么争议。谭震林原本也可能转去军区或地方，陈毅却极力把他留下。
华野不是一支刚成形的小队伍，几路人马汇在一起，战功、资历、脾气，都摆在桌面上。

单靠命令压不住，单靠和气也拢不齐。谭震林恰好夹在中间，能压场，也能圆场。说得更直白些，他不是润滑油，而是一枚铆钉，平时不喧哗，吃劲时少不了。

他不是靠虚名撑住场面的。
济南战役时，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共同指挥攻城兵团。1948年9月16日总攻打响，24日济南解放，王耀武被俘。淮海战役一开局，11月16日总前委成立，谭震林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列其中。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他又同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协同作战。能站在这些位置上，不是因为谁照顾老资格，而是因为关键时刻真顶得上去。

副政委三个字，落在别人身上也许偏文，落到谭震林这里，分量带着硝烟。

再往前看，陈毅为什么信他，也不难懂。
谭震林的根不在军校，也不在书斋。他十二岁到书店当学徒，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从农民运动和地方政权中一步步长出来。茶陵县建立红色政权时，他担任主席，年纪轻，担子却沉。

那种地方工作，没有漂亮章法，更多是挨家挨户地跑，筹粮、护队、稳人心，一件件磨出来。书店几年没有把他养成只会掉书袋的人，倒让他见字知义，听话会拐弯。陈毅擅长开阔局面，谭震林更懂怎样把局面咬住。

两人真正看懂彼此，是在风雪里。主力红军长征后，陈毅和项英留在赣粤边坚持游击，谭震林与张鼎丞、邓子恢守在闽西南。那几年，山路比床多，警报比饭点准。
谁能忍，谁会散，时间最会挑人。等到抗战时期又在新四军碰上，他们之间早不是泛泛旧识。

陈毅任一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三支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新四军代军长，谭震林带第六师，1943年又任第二师兼淮南军区政委。位置变了，互相心里那本账还在。

1943年的黄花塘风波，也让两人的关系显得更耐看。那年，新四军内部围绕军政事务起了激烈震荡，陈毅随后赴延安。临行前，他写下《留别华中诸同志》，句子不张扬，分量却沉。谭震林是不是诗里那个“知我二三子”之一，不能硬下断语，可两人多年相知，这是躲不开的事实。
越是在风波里，人情的真假越显形。

1931年第一届中革军委成立时，谭震林是十五名委员之一。
红军时期，他做过红十二军政委、闽西军区政委；陈毅则当过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两人不是一个压着一个往前走，而是各有来路，各有硬仗。
也正因如此，谭震林后来评价陈毅，不是仰头看人，而是平视之后的承认。两个见过大浪的人，彼此称量，不会只看一时胜负。

渡江之后，谭震林离开军队主政地方，浙江、江苏都有他的脚印。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生产、治理淮河，一样样都不是轻活。1955年授衔时，他已不在军队系统，自然没有军衔。到了1967年2月，怀仁堂会议上，他又和陈毅等老同志一起拍案发声。这个人年轻时在山里扛过，战场上顶过，地方上熬过，老了脾气也没软成一团棉花。

会议室里，谭震林说完陈毅的旧事，纸页轻轻翻过去。
有人低头记，有人抬眼听。那几句话没有拔高调门，却像旧铜币落在木桌上，声音不大，停得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