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的核心决策者的家属、资产都在国外，这个核心决策者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的利益考虑！

这话说得够直接。够扎心。也够得罪人。但你仔细琢磨琢磨——一个手握决策权的人，老婆孩子在纽约长岛住着大别墅，银行账户分散在瑞士和新加坡，他坐在会议室里签文件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到底是国家利益，还是自己那笔海外资产会不会受影响？这根弦一旦绷上了，决策能不走样吗。卢麒元在2024年的一次演讲里把话说得更透：你发现没有，很多人是把在国内攫取的财富转移到境外，然后再回来投资。这一进一出之间，身份就变了——他不再是纯粹的"中国投资者"，而是披着外资外衣的"国际资本代言人"。

一个人到底为谁说话，看他的屁股坐在哪张椅子上。

讲一个真实的例子你会更明白。黑龙江原刑侦专家崔道植，儿子搞了个鞋厂，每年出口创汇近千万。有人举报说崔道植滥用职权为儿子拉关系。结果调查组一查——崔道植干刑侦一辈子，破了几千起大案，他儿子做生意他不但没帮过忙，连个电话都没打过。儿子气得跟他拍了桌子，崔道植就一句话：你靠自己本事吃饭，别指望我。同样的权力在手里，有人把孩子往国外送、把资产往外挪，有人连亲儿子的生意都不肯关照。区别在哪儿？区别在于，有些人从头到尾就没想过要给自己留后路。

这事儿放到国际上看，更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美国国会议员被爆出利用内幕信息炒股的事儿一桩接一桩，2023年有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美国国会议员交易了与其委员会业务相关的股票，但人家的监管体系好歹还在追着查、追着曝光。如果连这层防火墙都没有，利益冲突就会从例外变成常态。当一个国家的决策层普遍形成了"国内捞钱、国外安家"的行为模式，他们制定的政策在骨子里就不再是为本土利益服务的了。

卢麒元真正担心的还不是几个人贪了多少钱。他点出了一个更深层的东西——他称之为"政策性利益输送"。决策者本人可能一分钱没拿，但他制定的金融开放条款恰好方便了某种跨境资本流动，他推动的产业政策恰好利好某些外资控股的企业。这些东西不需要任何人在文件上签字受贿，只需要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心里那杆秤稍微偏一偏。偏一点点，国家利益就漏出去一大片。他还反复强调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直接税立法——走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赠予税这条路，把离岸账户的避税空间堵死。离岸税制一天不健全，资本外逃的漏洞就一天堵不上。

这话很多人不爱听。太刺耳了。但刺耳的话往往最该听。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