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两兄弟重度洁癖，为追求绝对卫生，终身不娶，常年紧闭房门。1960年，汪学礼出门卖煤，在路边捡到了一张旧报纸。报纸上有一篇关于细菌传播与卫生防疫的文章。汪学礼没读过多少书，却一字一句地把文章看完，看完之后整个人愣在路边许久。

那张报纸边角都磨毛了，油墨味儿早就散干净，可每个字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文章里说，细菌这种东西，根本躲不掉，你呼吸的空气里有，喝的水里有，手上搓得再红，一开门一关门，新的细菌又贴上来了。更吓人的是，它讲人体内外本来就住着成千上万的细菌，有些还能帮人消化食物、抵抗坏细菌。汪学礼蹲在煤筐旁边，反反复复把那段话读了三遍。他想起自己和弟弟汪学义这些年的日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擦地，门缝用布条塞得严严实实，窗户玻璃擦得能照见人影，可一年到头，俩人还是隔三差五拉肚子、感冒。原来那些看不见的小东西早就钻进来了，塞门缝有什么用？

他这个人没念过几天书，十岁上就去码头扛包，认字还是弟弟拿着砖头在泥地上画的。可这篇文章写得实在，不像以前听人讲的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有些地方细菌多，有些地方少，但谁也到不了“干净”二字。汪学礼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同一个念头：自家那两间屋子，擦了一二十年，擦了有什么用？自己打了一辈子光棍，就为了不让外人带进来什么脏东西，可到头来，脏东西本来就在自个儿身上。

他慢慢站起来，煤也没心思卖了，挑着空筐往回走。走到家门口那条青石阶上，他听见弟弟在屋里咳嗽。门推开一道缝，汪学义正蹲在灶台前头拿碱水刷锅底，刷得锅底锃亮，灶台边上一根柴火棍儿都得摆得笔直。汪学礼放下煤筐，把那团旧报纸递过去。汪学义先是用两根手指捏着报角，像捏一条死蛇，皱着眉看完。屋里安静了好一阵，只听见灶膛里的火噼啪响。汪学义忽然把报纸往地上一扔，说了句：“那这些年，咱们到底在躲什么？”

这句话像捅破了层窗户纸。汪学礼这些年不是没想过，只是不敢深想。他记得小时候母亲生弟弟那年，街坊里传“霍乱”，母亲拿石灰撒满屋子，最后还是没熬过去。从那以后，父亲就总念叨“脏东西害人”，兄弟俩记在心里，越走越极端。不娶媳妇，怕女人不干净；不请客人进门，怕鞋底带泥；连邻居送碗咸菜过来，都得用开水煮三遍才敢碰。有一年弟弟发高烧，愣是不肯去卫生院，说医院里到处是病菌，自己硬扛了七天，烧得说胡话，最后还是汪学礼求了大夫上门，打了一针才好。那时候大夫就说过，太干净了人反而没抵抗力，可俩人都没往心里去。

现在这张旧报纸像一面镜子，把那些年的荒唐照得清清楚楚。汪学礼蹲在门槛上，抽了一根纸烟。他想，要是早十年看到这篇文章，会不会不一样？自己今年都四十三了，弟弟也四十了，一辈子过了大半，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那两间屋子擦得能照出人影，可冷清得像座坟。他忽然觉得可笑，两个大活人，被那些看不见的细菌吓得关了自己一辈子。

汪学义从灶台边站起来，拿袖子抹了把脸。他没哭，但眼睛红了。兄弟俩谁也没再说话，就那么坐着，听门外头小孩跑过去的声音，还有远处卖豆腐脑的吆喝。这个下午，汪学礼最后也没去卖煤。他把那张旧报纸叠了叠，压在枕头底下。往后日子该怎么过，他不知道，但至少有个念头冒出来了，也许明天该把窗户打开透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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