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关心专家们的待遇标准，问工资该如何定，毛主席称华罗庚的工资可以超过他本人，体现高度重视
1954年春，横亘在川滇交界的险峻山脉里，一支刚成立不久的铁道兵分队被一座深谷拦住了去路。桥梁跨度、桩基承压、炸药装量，这些数字不是刀枪能解决的，他们第一次真切感到“算不过来”。
施工科的技术员连夜给北京挂电：“急需高等数学指导，盼速援！”电文送到司令部，王震皱着眉头看完，扭头对参谋说：“算术是人家的枪，我们得请最能打的来。”
不久前，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茶歇间，王震与同为代表的华罗庚照面。那天，会场外春风正劲。王震爽朗地自我介绍，半真半假地感叹：“我这把土锤子，最怕纸上那一堆符号。”华罗庚闻言大笑：“没有什么神秘，数学也是干活的家伙什。”谈话短暂，却让王震记住了这个满脸稚气、思维如电的数学家。

于是，他立刻写信邀请华罗庚来铁道兵指挥部。没几天，华罗庚拎着一只旧皮箱出现。桌上摊开的是施工图、测量数据，还有一只算盘。王震递上热茶，直奔主题：“客里空话少说，这座桥怎么过河？”华罗庚抬笔在草图上划线，边算边解释：“载荷、弯矩、刚度，一条公式省下两个月工期。”参谋听得目瞪口呆，连声应道：“原来还能这么干！”
有意思的是，数学家的建议不仅让设计方案更稳，还把材料用量压缩了两个百分点。别看数字小，放到千里战线，就是成百上千吨钢轨。王震拍桌：“值！”
问题解决了，可新难题又冒出来——请得动大师，也要养得起大师。那会儿，国家刚试行职务工资三十级制，不少科研人员日子紧巴巴。王震暗暗犯难：一支部队节衣缩食，能不能让专家先吃饱？

几周后，他进京向中央汇报。临告别时，他试探着开口：“主席，华罗庚的工资是不是能高点？要是跟咱一样，可亏待了人才。”毛泽东放下茶杯，语气淡淡却干脆：“他能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工资当然可以比我高。”话音不重，分量千钧。
就这样，华罗庚被划入最高一级待遇，工资条上稳稳压过了国家领导人的数字。这一举动在知识界传开，许多留学学者放下顾虑，跟随回国的脚步。
1956年，中南海专门座谈科学规划。会后，华罗庚受命在中国科技大学筹建应用数学系，课堂开在实验室，也开在矿井、农田、工地。统筹法、优选法、排列组合，穿过黑板，落到机器轰鸣和钢钎敲击声里。

最具代表性的试验场，还是成昆铁路。那片土地高差悬殊，岩溶频现，稍有闪失，千军万马都得停在山口。韩光请来华罗庚，工棚内支起黑板，粉笔与汗水一起掉落。一个月后，“先算后干、统筹推进”写进了施工手册，工地日均进尺翻倍。毛泽东得知后，于1964年3月18日写信勉励：“善用数理，方能行稳致远。”纸页短短几行，却让隧道口的工人念出声来。
1966年10月2日，北京晴空。国庆游行间隙，城楼上一瞬人潮涌动。王震在人群里找到华罗庚，先敬了个军礼，“老弟，这几年辛苦。”华罗庚回答：“算来算去，为的是让火车多跑一刻。”二人相视一笑，鞠身望向长安街，彩旗蔽日。

进入八十年代，华罗庚依旧奔波。长沙、郑州、合肥，讲座接连不断。他写信给老友：“生命不止，奋勉不已。”王震批注一句：“说得好，别太拼。”
1985年6月12日，日本东京大学。演讲超时十分钟，黑板上最后一个公式还未擦去，华罗庚突然扶桌踉跄倒地。消息传回国内，已是次日清晨。王震在办公室读到电报，沉默良久，只写下一行字：“智者长眠，江河不息。”这行字后来刊在人民日报的悼念文章里，没有浓辞艳句，却道出了两位老友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分量。
华罗庚留下的，不止一摞手稿。统筹法被写进工程规范，优选法进入工厂车间，许多后来者顺着他的轨迹继续深耕。王震晚年常对年轻军官说：“打胜仗要靠火力，也要靠脑力。”话音不高，回响在营房长廊，仿佛当年铁道线上回荡的钢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