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个很诡异的现象，没有大贪官，但很多小贪官！包拯任开封府时，还身兼两职，年薪换算下来约300万元人民币。至于基层官员，比如七品以下的，换算下来一个月可能只有3-5千。两极分化到了极致。
 
宋朝的高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肥的差事。拿我们最熟悉的脸面人物包拯来说，他在嘉祐年间担任权知开封府时，除了本职工作，还兼任着龙图阁直学士、右司郎中。这些头衔加起来，他的“工资单”长到令人发指：包括每月235贯的现金工资，还有禄米、柴炭、绫罗绸缎等实物福利，甚至连老妈子的零花钱都由朝廷报销。
 
包拯的基本工资构成，分别是龙图阁直学士120贯/月；权知开封府100贯/月、尚书右司郎中15贯/月。月入235贯，按一贯铜钱约合现在5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差不多是12万元月薪。
 
至于福利，那就更夸张了，包拯的月实物福利，折算下来差不多5万元/月，加上分的2000亩职田，年收租米大概是2000石，约1300贯，相当于5.5万元/月。总数加起来，一共是22.5万元/月，年薪直逼300万元。
 
你以为这就完了？这还只是工资和福利。作为首都的“一把手”，包拯还享受着开封府的“公使钱”1500贯/年，也就是公务开支，属于日常吃喝基本上不用花钱。
 
包拯这还只是三品左右的地方大员，至于宰相的收入，那就更高了。
 
按照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的薪酬标准，宰相不但领着每月400贯的级别工资，还享受着各种名目繁多的津贴、福利和补贴，月收入折合下来相当于现在的25万人民币。
 
可问题来了，既然宋朝这么舍得花钱，为什么“高薪”还是没能“养廉”呢？
 
这就要翻开宋太祖赵匡胤的《太祖誓碑》了。老赵当年定下国策，为了“省官益俸”、“厚禄优臣”。说白了，就是花大价钱，买文官集团的忠诚。对于位极人臣的大咖们，皇帝给钱绝对到位。
 
但是问题是，宋朝的高薪，只养肥了金字塔尖上的“文化人”。
 
当包拯、蔡京等大佬拿着高额薪水时，那些在基层的官员，哪怕是规模中等县的县令，也就15贯/年，换算成现在的购买力，甚至不到一万元，除了养活自己，还要维护古代官场庞大的“人情债”和“潜规则”，捉襟见肘，极易腐败。至于打杂的小吏，月薪只有可怜的几贯，连家人都养不活。
 
这也是为，《宋史・刑法志》记载：“吏胥为奸，千百为群，州县不能制”。翻译过来就是，小吏作恶，成百上千结伙贪腐，地方官管不住。
 
于是，宋朝的官场，呈现出一个极其吊诡的画面：高级知识分子（清流）因为厚禄加身和祖法“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庇护，压根不屑于贪；而生存空间被挤压的中下层官吏，却因为待遇低又缺乏有效的监管，构成了贪污的主力军。
 
正因如此，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一针见血地总结了宋制禄的最大的硬伤：“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宋朝把钱全都砸在了“买天下读书人的心”上，高官厚禄生怕给少了，最后都从老百姓头上加倍刮回来。
 
只能说，宋朝厚待士大夫清流，却崩坏了基层吏治，最终苦了天下百姓。这，或许才是大宋三百余年国祚最真切、最本质的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