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在没有上报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在《新闻联播》之后插入了一段30秒的广告，广电部部长得知后立马就急了，杨伟光怎么能这么做！

主要信源：（人民网——央视原台长杨伟光因病逝世 带领央视走向国际大台）

1993年，那时候的中央电视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全台一年的收入才两亿多，发工资都得东拼西凑。

不少有本事的编导和主持人，看着地方台红火起来，心里活泛了，一个个地往外走。

杨伟光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了央视当台长。

他一来就发现，这个号称国家级的电视台，账面上没几个钱，想做个新节目，买点好素材，都得反复打报告，还不一定能批下来。

他每天在台里转，看见纪录片组的同事对着空荡荡的素材库发愁，心里很不是滋味。

杨伟光是个实干的人，他没那么多花架子，来了就先抓新闻的“快”字。

他要求新闻播出必须抢在第一时间，甚至要和自己的老单位央广比速度。

在全运会的报道上，央视的新闻硬是比广播还快了几分，这让业内不少人刮目相看。

可是，节目好看了，创新多了，钱却花得更快了。

台里那点经费，就像漏水的桶，怎么堵都堵不住。

杨伟光明白，光靠上级拨款，央视永远没法真正站起来。

他得给台里找一条自己能挣钱的路子。

那时候，电视上不是没有广告，但都小心翼翼，插在边边角角的时间。

《新闻联播》后面紧跟着《天气预报》，那是全国老百姓雷打不动要看的时段，从来没人敢在那里动商业的念头。

可杨伟光偏偏就看中了这块“禁区”。

他琢磨，企业想宣传，观众习惯了看天气预报，这中间不就缺一座桥吗？

他悄悄找广告部的人商量，能不能试着在《新闻联播》结束后的黄金时间里，插上短短30秒的广告。

这个想法把身边的人都吓了一跳，这可不是小事，没经过上级批准，动了这么敏感的时段，搞不好要出大问题。

手下人劝他慎重，可杨伟光看着台里捉襟见肘的现状，想着那些因为没钱而搁置的好点子，横下了一条心。

他也没往上报告，自己拍板，先试了再说。

他反复交代广告部，内容一定要正，宁可不赚钱，也不能坏了央视的名声。

1993年11月28日晚上，当《新闻联播》熟悉的片尾曲响起后，无数家庭的电视屏幕上.

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出现天气预报的片头，而是跳出了一段30秒的广告。

很多观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有的以为电视台搞错了，有的甚至怀疑自家电视机坏了。

那一晚，央视的热线电话响个不停，全是来问怎么回事的。

消息很快传到了广电部，部长一听就急了，立刻把杨伟光叫去问话。

在去部里的路上，杨伟光心里反而踏实了，他早就准备好了说辞，也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

见到部长，杨伟光没绕弯子，直接把央视家底薄、开销大、难以为继的实际情况摊开了讲。

他说，国家给的拨款一年比一年少，可电视台要更新设备，要制作好节目，要留住人才，处处都要钱。

再不自己想办法创收，央视这个国家门面就要撑不下去了。

他还把一摞摞观众来信搬出来，里面既有对老节目的不满，也有对新内容的期待。

部长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既没明确表扬，也没严厉斥责，只是说了一句：“先试着办吧，注意掌握好分寸。”

这句话，给了杨伟光一颗定心丸，也给了央视一条生路。

广告播出去之后，担心的观众投诉大潮并没有出现。

相反，很多老百姓觉得挺新鲜，而嗅觉灵敏的企业则立刻看到了这块黄金宝地的价值。

找上门来谈广告的企业越来越多。

有了这笔突如其来的收入，央视的财政压力一下子缓解了不少。

杨伟光没有把这笔钱乱花，他立刻投到了节目创新上。

他大力支持台里的年轻人搞新栏目，鼓励大家大胆尝试，不怕犯错。

正是在这种支持下，《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这些后来家喻户晓的栏目一个个诞生了。

白岩松、崔永元等一批优秀的主持人也被发掘出来，成了央视的台柱子。

有了充足的资金，像《三国演义》、《雍正王朝》这样制作精良的大剧也得以拍摄，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记忆。

更重要的是，杨伟光把这次广告试水成功的经验，变成了一套规范的制度。

1994年，广告时间从30秒扩展到了1分钟。

到了1995年，面对蜂拥而至的企业，央视干脆搞起了广告招标，价高者得，这就是后来轰动全国的“标王”的由来。

孔府宴酒成了第一个“标王”，央视的广告收入也像滚雪球一样，从千万级猛增到了几十亿，真正实现了自给自足，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

手头宽裕了，杨伟光推动改革的底气更足了。

他不仅让央视的频道数量不断增加，信号覆盖到了全世界，更始终坚持内容为王。

他要求《焦点访谈》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既要敢于揭露问题，又要与人为善，把握好分寸。

在他的任上，央视既赚了钱，更赢得了口碑和影响力，从一个需要财政输血的单位，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和舆论引导力的媒体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