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19日清晨，山西临猗县百里店村一个14岁的女孩浑身是伤地从梨园里跑了出来。
她叫张红，刚从一个地下密室里死里逃生，而囚禁她、殴打她、强奸她的人，竟然是她平时张口叫“老姨夫”的同村果农——党成喜。
这个50岁的男人，在外人眼里就是个本分老农，谁也不曾想到，在他那梨园土房的地底下，藏着一个精心打造的“地下皇宫”，里面囚禁过五名女性，其中四人的尸骨就埋在梨树下面。

这个案子当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百余名公安人员和村民一起在党成喜的梨园里挖地三尺，刨出来的是一具又一具尸骸。
那个被党成喜亲手挖出来的地下密室，足足有一年多的工期，他自己一砖一瓦地建，每道弯、每块木板都经过精心设计。
地面上是再普通不过的果棚，掀开墙角一块木板，顺着洞口往下走，拐过几个弯，才进到那个十几平方的密室里。床、被子、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同时还有刀子、绳子、注射器、口夹、铁钩，墙壁上钉着木板，写满了他对受害者的侮辱和变态想法。

审讯的时候，党成喜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那种平静冷漠的语气，可恨至极。
他说的第一起案子发生在1998年。那天他在村里打麦场附近，碰见了9岁的陈晓静，两个小伙伴刚和她分开各自回家。他对女孩说，自己梨园的花开了，有蝴蝶、有蜜蜂，特别漂亮，要不要去看看。女孩信了，跟着他走了。
到了梨园他立刻变了脸，用铁夹撑开女孩的嘴，脱光她的衣服进行猥亵强奸，然后用绳子捆住手脚，装进麻袋，拉到附近一块地里挖了个坑，盖上水泥板活埋。傍晚他又把人挖出来再次施暴，第二天早上再挖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窒息死了。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那几天村里高音喇叭喊着陈晓静的名字，全村人都在找孩子，党成喜也跟着到处跑，装得比谁都热心。这种心理素质，这种表演能力，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
陈晓静之后，党成喜觉得临时找地方太麻烦，于是开始挖地下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深感自己作案不方便”。
2001年9月，他在路边碰到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女性，拉到地下室强奸，然后就杀了埋了。紧接着10月份，他又在路边看到一名青年女子，骗进地下室强奸后杀害。2002年10月，他开着农用三轮车在回家路上又发现一名年轻女性，拉到梨园多次强奸后杀害，并肢解尸体埋于梨园。
其中一名受害女性，被他多次强奸后甚至曾“介绍”给邻村一个男人为妻，后来又被送回，他再次强奸后杀死。从这些供述能看出来，受害者在他眼里根本不是人，是物品，可以强奸、可以杀掉、可以肢解、可以转手送人，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除了被杀害的四名女性之外，还有几个细节极其残忍。
受害者之一的李小翠，被囚禁期间因为骂了党成喜，这个恶魔直接用针线把她的嘴缝了起来。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以虐待折磨女人为乐，几个受害者，有的被他折磨疯了，往脸上抹屎尿，有的被他折磨的一夜白头，几天老了几十岁，最后，他还不忘割下被害人的关键部位，装在玻璃瓶里。据说，他拿刀割的时候，有的受害者还没有死。

落网后党成喜供述，自己想过妻妾成群的生活，所以才花了一年多时间建造地宫。还说，自己会给每个受害者立一块牌，一是用来“纪念”她们，二是希望她们的冤魂不要来报复他。他说自己做过一个噩梦，梦到死去的受害者们一起拉住他，要把他扔进油锅，吓得他猛地惊醒。
这段供述值得反复咀嚼。
他怕的不是杀人这件事，他怕的是“冤魂报复”。在他的世界观里，他根本没有把受害者当成需要愧疚的对象，而是当成了可能威胁自己的“鬼怪”。
这种思维逻辑，和一个杀了人之后在门口挂桃木剑的迷信没有任何区别。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杀了人，而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道德层面上承认过自己的“错”。道德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他只认力量对比——活着的时候我能控制你，死了之后我防着你来害我。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临刑前他说过的一句话。
党成喜哭诉说：我没错，怪她们五个。
这句话彻底暴露了他的黑暗心理。五名受害者被他强奸、虐待、杀害，到头来他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是她们“害”他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这不是狡辩，也不是临死前的胡言乱语，这就是他真实的想法。在他的认知系统里，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有人的存在都应该服务于他的欲望。如果欲望没有被满足，那一定是别人的问题。如果事情败露了，那一定是别人害的。

翻遍整个案子的所有材料，党成喜的供述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
他说自己作案过程中，妻子是知道一些事情的，但因为“怕丢人”，选择了隐瞒。五年时间，四个活生生的人失踪，一个地下室就建在自家梨园里，来来往往，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但妻子没有报警，儿子也没有追问父亲为什么老是一个人住在梨园的棚子里。
这说明党成喜的恶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在一个长期的、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慢慢滋长、蔓延，直到最后吞噬了所有人。
他妻儿的恐惧、沉默乃至隐瞒，也是一种罪恶，一种非常悲哀、常见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