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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军事家曾预言,如果特朗普能任2届,美国就会从老大变成老二

国内某位军事学者多年前曾作出过一个颇具争议的判断:如果特朗普能够完成两届任期,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不会因为某一场失败而动摇

国内某位军事学者多年前曾作出过一个颇具争议的判断:如果特朗普能够完成两届任期,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不会因为某一场失败而动摇,而会在一系列内外决策的叠加效应之下,像一座逐渐开裂的大坝,悄悄失去支撑结构。

这个判断当时在圈子里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过于乐观,有人认为低估了美国的自我修复能力。但走到2026年的今天,把这句话拿出来对照现实,不得不说,这位学者当年看到的,是美国体制内一种深层的脆弱性。

特朗普第二任期自2025年1月正式开始,他这次”有备而来”,共和党不仅守住了众议院多数,还赢下了参议院多数,同时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比例达到6:3,美国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第一次出现某个政党同时掌握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局面。理论上,这是推行任何重大改革的最理想条件。但权力的高度集中,并没有带来政策的高效运转,反而造成了决策的高度个人化和不可预测性。

不到一年时间,他的政策在经济、贸易和安全问题上引起国际社会的不安,同时也削弱了战后国际秩序,由此产生的冲击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回荡。以关税为例,特朗普执政前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仅为2.4%,到2026年初已飙升至16.8%,创下193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还不是终点——关税水平的反复变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让美国的贸易伙伴、盟友和本国企业都难以做出稳定的商业预期。

在对外行为方式上,特朗普这届政府更是把”美国优先”的逻辑推到了极致。截至2026年1月,美国政府已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其中包括31个联合国相关机构和35个非联合国组织及安排。

对美国的盟友体系而言,更大的冲击来自行为层面——特朗普不只是口头上质疑北约义务,他也不再区分盟友与对手,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已下令在他国领土发起近600次单方面军事打击行动,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先后提出要购买格陵兰岛、收回巴拿马运河,系列做法既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也引发外界对未来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深切担忧。这些行为叠加在一起,给外界传递的信号只有一个:美国的对外政策已经彻底与规则脱钩,变成了一人意志的延伸。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与以色列以摧毁伊朗导弹与军事实力、阻止其取得核武器、协助当地民众推动政权更替为由,发动了这场军事行动;在首轮打击中,统治伊朗逾36年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击毙。但伊朗并未按照华盛顿的剧本崩溃。

尽管遭受数周猛烈轰炸,伊朗仍然保留了其战前约75%的机动发射装置库存,以及约70%的导弹库存;伊朗政权已能够恢复并重新开放几乎所有的地下储存设施,甚至组装了一些战争开始时已接近完工的新型导弹。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处于伊朗海军的控制之下,十多艘油轮在该海峡被炮弹击中。这场战争在军事上没有实现”速战速决”,在政治上更是牵连到了美国的国内基本盘——这场战争造成了1970年代能源危机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能源供应中断;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数据,美国此次军事行动前六日已花费113亿美元,五角大楼随即要求追加额外2000亿美元。

战场上消耗的不只是弹药,还有特朗普的政治资本。到2026年5月,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水平,在美国对伊朗战争、执政团队内部矛盾凸显、国内通胀压力上行等因素影响下,其执政面临多重挑战。

更严峻的是,特朗普2月底决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直接违背了其长期秉持的”美国优先”不干涉主义说辞,冲突引发布伦特原油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汽油价格随之暴涨,对本就饱受通胀之苦的选民而言雪上加霜。这股民怨迅速向选举层面传导。

在今年初,共和党还占据着压倒性主动权,几乎所有主流预测模型都指向共和党不仅将守住国会双院、更有可能扩大其立法优势;然而现在,民主党夺取众议院控制权的概率已攀升至约85%,参议院战局也从共和党领先大幅收窄至双方完全胶着。2026年11月3日的中期选举,正在成为悬在特朗普头顶的最大变数。

就在对伊战事胶着、国内选情告急的双重压力下,2026年5月12日至15日,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继2017年访华之后时隔九年第二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其第二任期内首次访华;国事访问原定于4月进行,由于伊朗战争爆发,推迟至5月。这个细节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是伊朗战争打乱了访华日程,而不是中国等待美国安排好了再谈。

时隔九年,美国内外形势已天差地别:外有伊朗战事未平,内有中期选举压力;特朗普带着庞大的商务代表团来访,既想为美国农民和企业争取实际利益,也希望借稳定中美关系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此次访华达成的最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特朗普赞同这个新定位也释放了一个信号:美方意识到单纯的极限施压已经触碰到边际效益递减的红线,双方都迫切需要一套新的相处规则。这不是美国主动求变,而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务实选择。

台湾地区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不会因为两国关系缓和就自动消解。此次会晤中,大陆明确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这条红线的位置从未移动过,任何试图在台湾地区问题上”打牌”的操作,都将为中美关系埋下不可控的风险。在台湾地区任何”行政机构”释放出试探性信号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

从全局来看,那位学者的预言并非基于侥幸,而是基于对美国体制内在矛盾的准确判断。面对中俄崛起、多极化加速、盟友离心离德,美国全球干预的成本越来越高,收益越来越低;所谓战略收缩,本质上是美国霸权衰落后的止损,无法改变美国全球影响力持续下滑的趋势。

但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其在科技、金融、军事领域的积累不会在一届政府任期内被清空。干扰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还不少,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美国的内政因素等,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窗口期正在打开,但窗口期从来不会自动转化为战略优势,真正的底气,只能来自自身实力的持续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