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白俄罗斯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鲁迅写的是自己。
九年前，19岁的白哲翔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第一次系统接触中文。那时候，汉字对他来说是一堵墙——你看到字形，但无法反应出读音；声调是另一堵墙，普通话四个声调，稍一压不住，“熊猫”就变成“胸毛”，全班哄堂大笑。
他用了八年时间翻越这道围墙，从明斯克到上海，从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一路把汉语学到“触碰天花板”的程度。
但读完《野草》不下四遍之后，他撞上了另一堵更厚的墙。
鲁迅作品《野草》的早期版画风格封面魏连殳是《孤独者》里的主人公——一个在五四时代觉醒了意识、却找不到现实出路的知识分子。他不被社会接受，也无法接受社会，最后做了军阀的顾问，变成自己曾经最厌恶的那种人。白哲翔说：“他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
然后他加了一句：我在这个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一种投影。
一个从白俄罗斯来的留学生，怎么会在一百年前中国小说里的人物身上认出自己？白哲翔给出的解释直接到让人来不及消化：“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在所处的时代里也是孤独的。”
这话不是修辞。
他是白俄罗斯国内罕有的汉语学者，先后十多次担任中白两国要员间政治、学术会晤的口译。与此同时，他自费印刷中文诗集《虚构的摆》，翻译陈先发、雷平阳等中国当代诗人作品，用中文写上海杨浦大桥边的流苏、长江与黄浦江交汇处的石块。
他站在一个双语、双文化的位置上，但他告诉采访者：“作为一个身在中国的外国人，又是一个稍微有点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我其实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点——我究竟应该依靠哪个所谓的阵营，或者进入哪一个领域去发挥自己的能力？”
这句话和一个世纪前魏连殳的困境形成了奇异的对称：觉醒了，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更让他感到共振的，是孤独在今天变了形态。魏连殳那个时代，觉醒者是少数，不敢说话；而现在，“人人可以输出观点，网络充斥着海量喧哗的声音，AI还在批量制造各类看似清醒的话语。真正的觉醒者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他的声音很容易让人麻木，变得难以辨识、难以听见。”
白哲翔把这两个时代放在一起：过去觉醒者的困境是无法开口，今天的困境是即便开口，也被海量喧哗淹没。
他没有说“因此我感到孤独”。他只是在分析一个文学命题，但如果你知道他辞去白俄罗斯的工作、只身回到上海读博——一个主攻中国当代诗歌的外国人，翻译连很多中国读者都未必熟悉的60后、80后诗人——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在魏连殳身上看到自己。
2019年，他第一次来复旦深造时，报到那天上海暴雨。他连把伞都没带，在雨里跑了好几个部门，最后一个保安看不过去，借了他一把伞，叮嘱“明天一定还”。那天晚上，留学生同学带他吃了顿饺子。“第一口热饺子下肚我就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七年后，他坐在采访者面前，聊鲁迅、聊孤独、聊觉醒者被淹没的命运。他已经不只是在分析文本了。他说：“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像我们，都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很难找到脚下的一个平衡点。”
魏连殳是这样的人，闰土是这样的人，“100年过去了，我们其实仍然是和他们类似的人。”
可白哲翔也没有停在“我和他们一样孤独”这一步。他读《野草·影的告别》，说这首诗让他最受震动——鲁迅进入了一种“绝望中的绝望”，但依然能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找出对比，“努力自拔”。
他给相熟的戏剧界朋友做导赏，介绍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杜达列夫时，脱口而出：“类似于白俄罗斯的鲁迅吧。”
他已经在想下一步了：把鲁迅翻译成白俄罗斯语，把更多中国当代诗人介绍到东欧，把白俄罗斯诗歌带回中国。
鲁迅在《孤独者》的结尾写魏连殳下葬后，“我”快步离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然后耳朵里挣扎出一声长嗥——那匹受伤的狼，仍在旷野里嗥叫。
白哲翔没有冲出魏连殳的影子，但他选择的方向和魏连殳不同：他依然在翻译，在写诗，在问自己该进入哪个阵营。孤独没有消散，但他没有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