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频繁换老师，孩子成绩下滑怎么办”“为什么让孩子打扫厕所，没钱请保洁吗”“老师针对我家孩子”……据媒体报道，一位小学班主任老师调岗接诉员后，今年9月的前两周，她收到将近40封举报信，几乎每天打开电脑邮箱，都会看到亮着红点的新邮件从教育局转来。至于举报的原因，则五花八门。为了防范举报带来的麻烦，很多受访老师表示，开始事事留痕，“和学生、家长沟通时，务必打开手机录音。”（新京报）

“教师被举报”，现实情况到底如何？透过以往一些个案，几乎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这，也恰是此事的复杂性之所在。当然了，从这两年的舆论风向看，教师群体在此事上的困惑与疾呼，似乎阶段性地占据了上风。一些极端案例中，某些教师被诬告、被滋扰，其不幸遭遇一经曝出，便引发了广泛的同情。而这种情绪，自然导向了对于“修正举报制度”“更好保护教师”的呼吁。同样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呼吁并不坚定。而其根源，就是对这一话题整体认知的缺失。

事实上，关于“涉教师举报”事项，严肃的、完整的研究少之又少。以往与之相关的报道，更多是“奇葩事件”大赏，其样本带有明显的特殊性。而最近，有媒体所做的报道，倒是提供了难得的全景式观察与田野调查式的理解视角。其对于多个学校、多位教师的走访，让公众得以对此事有了更为细微、全面的掌握。“有学校居然专门安排老师转岗当接诉员”“开学前两周例行是举报高发期”“有家长和学生不敢当面沟通转而选择举报”……凡此种种信息，很新鲜，很震撼。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学校对于“举报教师”这件事，有了更多规律性的认识，也做出了一定的制度性应对。但是，这种“应对”，天然是被动的，并且成本不低；除此之外，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如今的很多举报渠道，并没有做到基本的“前端分级分类”——意见、建议，咨询、请求，控诉、检举，种种不同性质的信息反馈，统统被归为“举报”。那种有商有量、私下沟通、内部解决的家校沟通渠道急速坍塌，“凡事举报解决”，很多小事也就闹大了。

与其说是“举报太容易”，还不如说，其他的沟通方式太让人纠结。如何让学生和家长，能够开诚布公、没有后顾之忧地反映自己的内心关切？僵持的现状是，学生、家长怕被教师“报复”而选择向上匿名举报，而教师则害怕被“举报”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彼此都怕，彼此好像都是弱势一方，那么也就有了某种“和解”的可能性。

跳出相互的猜疑链，学校层面最需要去做的，就是重建内部发现问题、摆平问题的能力——让家长感觉到学校站在自己一方，让教师感受到学校在保护自己，这很考验管理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