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上海，像被切成两半。

一半在霓虹里：外滩洋房灯火通明，市长吴国桢一家六口锦衣玉食，舞厅里爵士乐彻夜不歇。

另一半在泥水里：闸北、苏州河沿岸，逃难来沪的穷人用芦席、破木板搭起“滚地龙”，弯腰才能钻进去，雨天漏水、冬天灌风。蕃瓜弄一带，几千间棚户挤着上万人。

黄浦江上，有人全家挤一条破船漂泊；
街头巷尾，“瘪三”们乞讨、扛包、卖苦力，一碗稀粥要分几口喝。

杜甫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放到那年上海，不是比喻，是日常。

繁华是权贵的，寒冷是穷人的。
所谓“十里洋场”，不过是拿底层白骨垫起来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