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主席的话鼓舞人、启示人、励志人！ 毛主席深爱人民，坚守真理！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


194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把参加学习的干部分成甲、乙、丙、丁四类。划分依据不是职务高低，也不是革命资历，而是文化和理论水平。

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有的还需要补习文化；读过不少书的新干部，也未必熟悉实际工作。各类干部的基础不同，课程便不能完全一样。

为什么革命队伍已经有了这么多干部，还要专门建立学习制度？

一年前的5月20日，毛主席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过一种令人警醒的现象。有些战士原来不识字，经过学习，已经能够认识几百乃至几千字，还会写文章、办墙报。可有的营长、连长却觉得跟战士一起听课有失身份，不肯去学。时间一长，战士掌握的知识反倒超过了干部。

毛主席把这种现象称为“本领恐慌”。抗日战争仍在进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根据地和群众组织不断发展。

干部既要指挥作战，也要处理生产、教育和群众工作。

过去积累的经验仍然有用，可遇到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只靠原来掌握的那点知识，已经不够了。

1938年10月14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明确提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这次讲话还有一项具体要求：党员干部每天都要做群众的教师，也要做群众的学生。向群众了解情况，接受有益的经验，再耐心解释政策、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干部掌握了理论，却不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工作同样可能出问题。

1939年，延安开始加强在职干部教育。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各机关组织学习小组。

毛主席提出，工作忙可以挤出时间，理论看不懂就反复钻研。他还特别批评一些干部过分看重身份，不愿意放下架子学习。

制度也逐渐跟上。1940年，延安把5月5日定为干部学习节。

6月举行的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李维汉总结学习工作，会议奖励了39个模范学习小组。陈云、张闻天领导的高级学习组受到表彰，朱德也被评为模范学员。学习开始有课程安排、组织检查和奖惩措施。

毛主席要求干部向实际学习，自己早有这样的经历。
1930年5月，红四军来到江西寻乌。毛主席当时对当地商业情况并不熟悉，便请县委书记古柏协助，召集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开调查会。


参加调查的有杂货店主郭友梅、贫农出身的范大明，也有做过生意的干部、旧县署办事员。

郭友梅曾担任县商会会长，知道城里各类店铺的经营情况。毛主席主持调查会，亲自记录，会议持续了十多天。

调查涉及城镇商业、货物流通、土地关系和不同阶层的生活。

毛主席了解了寻乌县城各类店铺的经营情况，也发现了过去认识中的不足。
他后来整理《寻乌调查》时，还专门指出，这次调查没有充分分析中农、雇农等群体，旧有土地分配部分也存在分类不够清楚的问题。

调查做过了，仍然允许发现遗漏、继续修正认识。

1941年春，毛主席整理过去的农村调查材料，提供给干部学习。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提到，自己曾在湖南衡山向一名小狱吏了解监狱里的腐败情况。不同身份的人掌握着不同的实际知识，干部不能只在机关里听汇报。

他还提醒大家，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不能原样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社会关系变了，政策也要随之调整。过去的调查经验可以借鉴，过去的具体结论却未必适用于新的形势。

同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建立相应机构。

随后，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陕甘宁边区各县，张闻天等干部也组织开展农村社会调查。

调查研究从个人工作方法进一步进入组织安排。

在延安，毛主席还把目光投向少年儿童。
1940年边区儿童节，他题写“天天向上”。

新中国进入建设时期，识字、学习文化、掌握新的知识，成为他们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

1951年的中国，读书仍然不是每个儿童都能获得的机会。

1951年10月1日，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的学制调整了小学教育制度，也给工农补习学校、干部学校和技术学校确定了相应位置。更多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有了接受教育、继续深造的制度渠道。
这项改革由政务院、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推进，学校建设、师资培养和经费安排还需要逐步落实。

1951年10月的教育会议同时提出，全国需要培养大量小学教师，并讨论改善乡村教师待遇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