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私下和亲信坦言：“汉卿为人豪爽，重情义，有英雄气概。我早年和他在北平、汉口交往，相处还算融洽。”西安事变后，戴笠随宋美龄、宋子文前往西安和谈，一下飞机就被收缴枪械，并被软禁，戴笠事后直言：“汉卿当日若取我性命，易如反掌。他始终留一线，还算顾及往日情面。”
1946年初春，贵州阳明洞的木门被轻轻推开。戴笠走进屋子，张学良正临窗临帖。听到脚步声，张学良笔锋未停，只说了一个字：“坐。”
戴笠在桌前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匣新到的雪茄，推了过去。这是他们之间多年的默契：每次来，总带些外面时兴的物件。
张学良写完最后一笔，才搁下笔。他打开匣子，取出一支雪茄，在鼻端闻了闻。“雨农兄，”他笑了笑，“你每次来，都像在给我送断头饭前的最后一餐。”
“汉卿言重了。”戴笠接过侍从递来的茶，“近日读些什么书？”
“闲书。”张学良点上雪茄，烟雾缓缓升起，“读史，越读越觉得自己像李后主。满纸故国山河，醒来仍是四壁。”
戴笠沉默了片刻。窗外松涛阵阵，远处有卫兵换岗的脚步声。
“上个月，”戴笠端起茶杯，语气平常，“委员会又提了一次，问是否可以考虑让你移居台北，条件优渥些。”
张学良吐出一口烟圈，看着它消散。“条件？是换个宽敞点的笼子吧。”他转向戴笠，“雨农，你我相识二十多年了。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怕我什么？怕我跑？怕我联络旧部？还是怕我这张嘴，说出当年西安不该说的话？”
戴笠没有回答。他此行本有任务在身——奉命了解张学良是否有任何“异常动向”。但此刻，他看见的只是一个鬓角已白、终日与笔墨为伴的囚徒。
“我什么都不会做。”张学良忽然说，声音低了下去，“替我带句话给他们：我累了。西安的事，我一人担了。往后，就让我在此了此残生吧。”

这次探望比以往都短。临别时，张学良忽然叫住戴笠，从书案抽屉里取出一卷手抄的《金刚经》。“这个，给你。”他顿了顿，“万一……万一我走在前面，烧了它，就当是超度我自己。”
戴笠接过经卷，指尖触到纸上未干的墨迹。那是张学良刚刚抄完的。
回程的飞机上，戴笠一直沉默。亲信副官试探地问：“局座，张将军那边……汇报怎么写？”
戴笠望向舷窗外翻滚的云海，许久才开口。“就写：一切如常，安心读书，无意他事。”他顿了顿，声音更低，“再加一句：英雄气短，不过如此。”
三个月后，戴笠所乘飞机在南京西郊坠毁。消息传到阳明洞，已是三天后。
张学良当时正在院子里散步。送电报的卫兵远远站着，不敢上前。张学良看见了，走过去接过电报。他展开扫了一眼，手微微抖了一下，随即恢复平静。
“知道了。”他把电报递回去，继续沿着小径慢慢走。走到那株他亲手栽的梅树下时，他停下，伸手抚过粗糙的树皮。
那卷《金刚经》，终究没能送到戴笠手中。
1946年秋，张学良被转移至台湾。临行前，他烧掉了自己所有日记和书信，只带走那匣未抽完的雪茄。渡轮离开海岸时，他站在甲板上，回头望了很久。
此后几十年，他再未提起过戴笠的名字。那卷手抄的《金刚经》，一直留在大陆某个档案室的角落里，编号“特密七三二”，再未被人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