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名科长在1941年得知独立营长叛变后，独自骑马赶去劝阻。几杯酒下肚后，他悄悄凑到营长耳边，说了一句：“能不能带我一个？”
1941年2月14日，山东临淄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叛变事件。八路军临淄县独立营营长王砚田率部投靠日军，19名共产党员在途中遭到杀害。
围绕这次叛变，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八路军侦察科长刘锡琨独自骑马前去交涉，酒席上竟向王砚田提出，想跟着他一起投靠日本人。
这段对话颇具戏剧性，但目前缺少可靠的原始记录。相比之下，王砚田叛变的时间、经过及其造成的损失，在《临淄区志》中均有明确记载。
1939年夏，王砚田率领的地方抗日武装接受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改编，编为第三支队第十团独立营，他继续担任营长。
同年12月，部队调整为临淄县独立营，下辖两个连。1940年，上级又从临淄县大队调入部分人员，独立营扩充到四个连。
这说明，王砚田并非刚加入八路军就立即叛变。他曾接受整编，也获得了继续带兵的机会。
考虑到地方武装成分复杂，清河军区和第三支队先后派安硕庭、刘巨卿、相炜等干部担任教导员，还安排郭祝平等十余人从事政治工作。
这些安排并非简单增加几个职务，而是要把原本组织松散的地方队伍逐步建设成纪律严明的抗日武装。
然而，队伍的改编并没有改变王砚田最终投敌的结局。
1941年2月14日晚，王砚田率部向日军投降。行至田旺村西侧乌河官桥时，他下令杀害王贤臣、边凤山、高士元、朱德平等19名共产党员，并将遗体沉入乌河。
这就是临淄地方史上记载的“官桥惨案”。
这19人原本在独立营中承担政治工作和部队建设任务，却在叛变过程中遭到杀害。王砚田的行为已经不是普通的军事分歧，而是公开背弃抗日立场，残害自己的同志。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刘锡琨前往劝阻的传说。
流传的版本称，刘锡琨进入王砚田驻地后，没有直接揭穿对方，而是在饮酒时提出自己也想离开八路军。
面对这一请求，王砚田起初没有公开承认投敌，随后才透露去向。刘锡琨则表示愿意带更多人参加，借机脱身。
不过，地方志并未记录这次酒席交涉。刘锡琨是否参与劝阻、是否担任侦察科长，以及具体如何离开，仍需更多档案佐证，不能把这些传闻当作已经确认的史实。
王砚田投敌之后造成的危害，却有实实在在的记录。
日伪当局将其部改编为“剿共建国军临淄县保安团”，王砚田任团长，下辖三个营，约700人。
到1944年春，这支伪军又被改编为临淄县警备旅，规模扩大到约4500人，在召口、朱台、皇城等地设立20多处据点。
他掌握的兵力越多，对当地抗日军民造成的威胁也越大。
这次叛变甚至影响到了根据地的经济工作。
据山东抗日战争纪念馆资料，1940年，清河地区在临淄许家村建设北海银行地下印刷所，1940年11月至1941年4月累计印制票额约1000万元。
由于王砚田叛变导致当地形势恶化，1941年4月，印刷所被迫转移。一次军事叛变，已经危及根据地的金融设施和物资保障。
不过，临淄的抗日武装没有因此停止发展。
1941年5月，新独立营重新组建，王立庠任营长，徐东洛任副营长，王效禹兼任政委，下辖三个连，约300余人。
同年11月，这支部队又与博兴县大队、青年营合编为清中独立团。
王砚田带走了一部分武装，却没能使临淄的抗日力量就此瓦解。
1945年8月，日本战败，王砚田所部仍继续活动。1946年6月8日，其部在张店、周村战役中被击溃，残部后来被歼灭。
从1939年接受改编，到1941年投敌，再到1946年武装力量覆灭，王砚田的经历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
抗战时期，地方武装的整合绝非易事。拥有枪支、接受番号，并不意味着一支队伍已经具备坚定的抗日立场。缺乏组织约束和纪律建设，便可能在复杂局势下付出沉重代价。
官桥惨案中的19名遇难者，以及后来继续坚持斗争的临淄军民，才是这段历史真正应该被记住的人。
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新中国成立。旧时代的战乱与地方割据逐渐成为历史，新的国家秩序开始建立。而临淄独立营的曲折经历，也成为那个时代走向终结的一份沉重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