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太抽象了，眼看着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娃，香港地产大佬施永青想出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办法：
让厂商多生产一些会漏的避孕套，这样意外怀孕的女性多了，生育率不就上来了吗？


他还给这套逻辑配了个前提：避孕套的出现才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因”，现代人不是不想生，是避孕太方便了。


这话被媒体报道之后，评论区整齐划一地刷着“离谱”“荒谬”，但离谱归离谱，它背后那组数字是真的不好看。


香港2025年全年出生人数是2.97万，首次跌穿3万人大关，创下1960年代有记录以来的新低。总和生育率0.733，全球垫底。已经连续36年低于1.5的警戒线。按照人口学的说法，这叫“低生育率陷阱”，跌进去容易，爬出来极难。


施永青的“漏套方案”之所以让人觉得别扭，是因为它把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成了一个物理层面的“事故”。好像年轻人不生孩子，只是因为门关得太严了。把门锁撬松一点，人就会自己涌出来。


但生育这件事，从来就不是“意外不意外”的问题。香港恒生银行做过一项调查，访问了600多名持有百万港元以上流动资产的人士。


结论是：把一个孩子养到22岁经济独立，平均每年要花28.4万港元，总预算约624.8万港元。相比16年前李丽珊拍广告时说的“400万养大一个宝宝”，涨了55%。


624万这个数字还是中产家庭的口径。如果是“穷养”模式，不补课不兴趣班不旅游，读公立学校，成本可以压到98万左右。可98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需要掂量很久的钱。


这还只是钱的问题。香港人住房有多紧张，去过的人都有概念。一家几口挤在三四十平米的空间里，不是新闻。


孩子出生之后，谁带？请保姆是一笔开销，不请保姆就得有一个人放弃工作。香港的加班文化也不轻松，“做完再走”是常态。一个连睡眠时间都要精打细算的人，很难有精力去考虑再增加一个人口。


把这些东西摞在一起看，生育率的数字就不是一个“避孕方便不方便”能解释的东西了。它是一个综合结果。


收入稳不稳定，房子够不够住，托育有没有着落，教育卷不卷，加班狠不狠。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让人在“要不要生”这个问题上往后退一步。


施永青说“避孕套出现之前，人类不会因为经济压力就不生”。这句话在逻辑上有个漏洞：避孕套出现之前，人类对生育这件事根本没有选择权。


没有选择权的时候，“生不生”不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它自然就发生了。有了选择权之后，人们才开始权衡。权衡的结果是很多人选择了“暂时不生”或者“不生”。


这不是避孕套改变了人性，是选择权让人性中本来就存在的那部分审慎和计算，终于有了施展的空间。


1966年的罗马尼亚就是一面镜子。当时政府为了催生，直接宣布禁止避孕和堕胎。效果立竿见影，头一年出生人数几乎翻倍。


但代价很快来了：至少1万名女性死于地下堕胎的并发症，产妇死亡率冲到全欧洲第一。生下来养不起的孩子被大批送进国家抚养机构。等政权倒台、禁令取消，生育率立刻跌回原位。把避孕的手段堵死，不会让人更想生。它只会让人在怀孕之后陷入更糟糕的处境。


施永青自己在文章里也承认，这种做法“必然会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弹与批评”，但他觉得为了扭转生育率，“一些违背伦理的措施是有必要的”。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反而暴露了一个问题：他知道这件事不对，但他认为不对也得做。


这种“不管怎样先让人怀上”的思路，把生育从一件需要信心和准备的事，变成了一场需要防范的意外。人又不是机器，你想提高生育率，就得让人对未来有信心。


收入能不能覆盖开支，房价能不能够得着，孩子生了有没有人带，工作会不会因为生孩子丢了。这些事一个一个解决掉，比在避孕套上扎洞管用得多。道理不复杂。只不过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信源：观察者网：香港大亨施永青语出惊人：政府规定厂商推出“漏避孕套”，能救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