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从上海开往成都的高铁上，发现邻座一个女人和自己长得格外像，他主动和女人搭话，声音有些发颤：“你好，我叫孙浩。冒昧问一句，你……是不是姓孙？”女人怔了一下，推了推眼镜，打量着他：“是啊。”

孙浩没再绕弯子，从包里摸出一张折得发软的纸条，上面是他养母临终前写下的几个字：崇明，三星镇，孙。他把纸条递过去，女人叫孙敏，低头看了很久，手指在“三星镇”三个字上停住了。她说自己也是被抱养的，养父母只留下一句话，说她上面有个哥哥，三岁那年被抱走，送去了上海。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列车过了南京，孙敏才开口，说她养父母前年都走了，走之前把这张嘴封了三十多年的事告诉了她。她这次去成都，是去找一个据说当年经手过抱养的人。孙浩听完，把纸条收回来，说他在上海找了几十年，派出所、福利院、老户籍档案，能跑的地方都跑遍了，最后只查到自己是崇明三星镇被人抱出来的。

问题出在，三星镇姓孙的人家太多了。孙敏手里只有一个名字——孙宝根，说是当年的中间人。孙浩在手机里翻出一张旧户籍截屏，上面也有孙宝根，但地址是建设路八号，而孙敏记的是建设路十八号。一个字之差，年纪对不上，两个人一下子又卡住了。

孙敏说，她养母提过一个细节，孙宝根左手缺一根小指。孙浩愣了一下，说查到的那个孙宝根，档案上写的是右腿有残疾。不是同一个人。好不容易接上的线，又断了。

列车进重庆北站的时候，孙敏忽然想起养母说过，当年中间人收了三十块钱和两斤红糖。孙浩马上翻出养母留下的一本旧账本，那是他唯一没舍得扔的东西，里面夹着一张发黄的收条，上面写“今收到孙家红糖两斤，钱三十元”，落款只有一个姓：孙。两个人把收条和孙敏记得的数目一对，完全一样。

可收条上没写地址。

孙浩说，他养母生前讲过一个地方，叫“南门码头”。孙敏眼睛红了，说养母也讲过南门码头，说当年是在码头边一棵老槐树下把她哥哥交出去的。两个人拿着这条线索，在成都下车后没有各走各的，直接去了南门。老码头早拆了，槐树也没了，只剩一个开了几十年的茶馆。茶馆老板听完，说认识一个孙宝根，不过那个人早就搬到龙泉驿去了，左手确实缺一根小指。

他们连夜赶过去，敲开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站在门口，左手端着一只搪瓷杯，小指的位置空着。孙浩把收条递过去，老头看了半天，抬头问了一句：“你养母是不是姓陈？”孙浩点头。老头又问孙敏：“你养母是不是姓周？”孙敏也点了头。老头把杯子放下，说当年经他手送出去的孩子有三个，一个去了上海，两个留在本地，后来其中一个又被转送去了外地。

“你们俩，”老头看着他们，“是同一个娘生的。你哥三岁被抱走，你刚满月就送人了。中间隔了三年，所以你们谁都不记得谁。”

孙浩站在门口，手还在发抖。孙敏问他，娘还在不在。老头摇头，说人早就没了，坟就在龙泉山上。孙浩没哭，只是把那张收条重新折好，塞回账本里，对孙敏说：“明天一早，我们去山上。”

孙敏点头，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说：“哥，你先走，我跟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