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姑娘郭凤莲：1980 年接到调令离开大寨，背后是什么原因？


1980年，郭凤莲离开大寨党支部书记岗位。
那一年她三十出头，仍是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却不能再主持这个让她成名的村庄。组织随后为她另行安排工作，后来她去了晋中地区果树研究所。

她的政治身份与基层职务，在这一年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调离通知到来之前，大寨的处境已经变了。1978年12月，郭凤莲以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列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此后，她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到过对农业政策的不同意见，其中就涉及大寨和全国学大寨运动。
过去，外地干部到昔阳学习，是来寻找一套可以照搬的办法；如今，许多地方已经在重新决定该怎

样种地、记工和分配。

郭凤莲长期主持的是集体生产。社员由生产队统一派工，年底按工分和粮食收入分配。村里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种粮、向国家交售粮食。她曾担任“铁姑娘队”队长，带领妇女上山修田；1973年陈永贵进入中央领导层，她接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到了改革初期，办厂经营、向银行贷款，还不属于她熟悉的工作办法。

即使在大寨，书记也难以单独改变长期执行的分配规定。
1978年，大寨在玉米地里套种小麦，收获十五万多斤。郭凤莲想让社员多分些细粮，与村干部商量后，又去请示老书记陈永贵。

陈永贵回村开了社员大会，最终同意增加口粮，但数量少于她原先提出的方案。她已任书记多年，涉及粮食分配，仍须顾及大寨过去形成的管理办法和陈永贵的意见。

1979年春，昔阳县委公开检查过去推广大寨办法中的问题。全县一些生产队适合定额记工，却怕不用大寨的评工办法就受到批评；正常的制砖、编织和运输副业，一度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

县里还承认，粮食产量曾经虚报，取消自留地、限制集市贸易影响了农村经济。问题涉及县委的决策和各公社的执行，远不止大寨一个村。

昔阳县开始改变这些规定。
秋收后，县里决定让社员自己经营自留地，允许生产队采用定额计工、包工到组等办法。大寨党支部也准备采用定额管理。

社员干多少活、拿多少工分，开始能够按各队实际情况来安排。郭凤莲仍在大寨主持工作的时候，村里已经接触到新的办法。

人事安排也跟着发生变化。过去推广大寨经验，有的干部因熟悉大寨、善于组织学习而获得提拔；把对大寨的态度当作选拔干部的条件，也曾受到批评。

1979年年底，昔阳县主要领导人调整。新的县委接手恢复集市贸易、发展家庭副业、纠正过去基层管理中的问题。原先承担示范推广任务的干部队伍，面临重新安排。

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大会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这个从大寨走进国务院的农民干部退出政府领导岗位。同年，郭凤莲也告别了大寨书记职务。原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形成的干部任用格局，正在随农村政策调整而改变。

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
文件将大寨、昔阳一些政策错误的主要责任归于陈永贵，对在全国范围推广大寨经验时出现的问题，也指出当时党中央应负的责任，同时肯定大寨农民开山造田、建设集体农业的劳动成果。


郭凤莲没有从干部队伍中消失。
1982年，她到晋中地区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年调任昔阳县公路段党支部书记。两个岗位都有工作职责，却都不再让她决定大寨的日常事务。她离开大寨后经历过冷遇，多年后谈起那次调动，也曾将其称为普通的人事变动。

她不在村里的那些年，大寨的生产制度继续改变。1981年，昔阳县一千多个生产队已经实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大寨的调整慢一些。
1982年冬，县里工作组进村推动土地承包；次年，农户按承包合同经营土地。

过去全队统一派活、统一评工的办法逐渐退出，大寨的社员开始自己安排田间劳动。

1991年11月15日，郭凤莲重新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

村里已经不再靠统一记工组织生产，集体经济又主要依赖煤矿。她把部分干部组织起来，到外省农村看企业、找合作项目。

兴办羊毛衫厂需要资金，她向昔阳县财政部门借了二十万元，并与外地企业合作引进技术。

1980年，她离开时，大寨的书记主要组织种粮、交粮和集体分配。
1991年再次任职后，村里已经有承包土地的农户，支部还得处理企业经营和借款。郭凤莲重新坐上书记岗位，却不再负责把原来的大寨办法推广给其他村庄。

山上的梯田仍旧留着，村里的账本已经记起了机器、贷款和货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