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武术家寇运兴在德国柏林表演武术，遭到芬兰拳击手挑衅，说：我要用拳击挑战你，你不敢，那就公开认输好了，寇愤而应战，比武开始寇出了一招，不想发生了意外。


1936年5月14日，上海《大陆报》刊登了一份即将赴德国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国术选手名单。
河南武术家寇运兴名列其中，不过，他当时的身份还是候补队员。这份名单还有一个特殊安排：练中国拳术的运动员负责公开表演，接受西式拳击训练的选手才进入奥运会正式拳击比赛。

两种运动同样使用拳脚，却被安排在不同的赛场，遵守不同的规则。

寇运兴出身河南许昌寇庄，习练武子梅花拳。
他师从当地武术家曹振谱，掌握拳术、棍术等技艺。1928年南京举行全国国术考试时，中国武术已经开始尝试建立统一的竞技制度。

那次考试分为预试和正试。预试考察拳术、刀剑棍枪等项目，正试则安排徒手格斗、摔跤和兵器对抗。

1933年第二届国术考试又增加了搏击等内容，并逐步改进护具和评判办法。但这套制度尚未成为国际奥运比赛规则。1936年准备赴德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没有直接把国术选手编入拳击队，而是决定组织一支独立的武术表演队。2月2日，体育协进会制定国术预选办法，要求候选人年龄在20岁至35岁之间，既精通拳术，也熟悉器械，掌握摔跤、弓箭、踢毽等技艺者更受欢迎。

截至4月底，共有25人报名。
5月11日，选拔在上海申园健身房举行。
经过审定，六名男队员和三名女队员组成赴德国术队。寇运兴也由候补转为实际出访人员。
这九个人来自不同地方，所学拳种、使用兵器各不相同。张文广、温敬铭擅长配合演练，郑怀贤能使飞叉，金石生有少摩拳械功夫，寇运兴以棍术见长。三名女队员也分别承担拳术、刀术等节目。
6月26日，中国代表团从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开始漫长的欧洲之行。国术队没有等到柏林才开始演出。船只途经新加坡时，当地华侨组织欢迎活动，队员们便公开展示武术。航行途中，他们还参加船上的文体表演。

7月23日，代表团抵达柏林。
奥运会尚未开幕，国术队又前往汉堡参加国际体育活动。
金石生表演少摩拳，其他队员接连展示刀、枪、剑、叉。寇运兴也在这些演出中承担拳械节目。

8月1日，第十一届奥运会开幕。中国共有69名运动员参加正式竞赛，涉及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拳击等项目。代表团没有取得奖牌。撑竿跳高运动员符保卢通过资格赛，成为少数在正式竞赛中取得进一步参赛机会的中国选手。

国术队另有自己的安排。
奥运会组织者把中国武术编入民族体操展示活动。

同一系列节目中，丹麦、挪威、芬兰、瑞典等国也派出体操队伍，向观众展示本国体育训练方式。
芬兰8月6日安排了百名女子参加体操表演。中国的九人国术队则被排在8月11日，地点是柏林的迪特里希·埃卡特露天剧场。

外国观众在节目安排中看到的名称是“中国拳术”。演出开始后，队员们展示集体动作、单人拳术、双人对练以及刀枪剑叉等器械。

寇运兴的棍术也在其中。
对练时，两名队员需要按预定路线迅速进退，兵器在近距离交错。动作既要保持速度，还要控制击打距离。德国奥运会官方报告专门记录了中国队的徒手配合与器械演练。

也正是在这次德国之行中，寇运兴留下了一段与芬兰拳击手交手的故事。
河南武术界有关这次经历的讲述中，一名芬兰拳手不服中国武术的表演，要求寇运兴接受挑战，还提出如果不敢交手，中国队便应公开认输。寇运兴接战，开场便以一招将对方击倒。

意外发生在判定胜负之后。
芬兰拳手以寇运兴没有遵守拳击规则为由提出异议，原先宣布的胜负被取消。

中国一方提出重新交手，但没有举行第二场比赛。这段赛外交手没有形成正式奥运成绩。它与中国队8月11日的国术表演也分属不同性质的活动。奥运拳击按既定体重级别、击打规则和裁判程序决出名次，国术队则负责展示拳械技艺，没有相应的奖牌争夺。

寇运兴在德国面对的两项要求，由此出现了明显差别。

一项是多年练习的武子梅花拳，要通过公开演出让外国人看见；另一项是西式拳击已经建立的国际竞赛制度，胜负必须放在双方共同接受的规则之内。

国术队并没有因为正式竞技项目成绩不佳而停止活动。

他们还提前准备了介绍中国武术的外文材料。演出时，有人讲解拳术历史与技法，观众可以领取印刷品，把中国武术的名称和特点带出会场。

奥运会闭幕后，中国武术队继续赴德国其他城市及欧洲部分国家演出。
九名队员在赛会之外获得了新的观众，也把中国国术带进更多当地体育交流活动。

1937年11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版《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书中收入了中国运动员入场、拳击选手比赛以及九名国术队员演练的照片。

这趟远行过去一年，寇运兴与队友的拳械动作仍被保存在印刷精美的铜版纸上。

九个人在柏林没有国术比赛的奖牌，却留下了中国传统武术参加奥运相关公开展示活动的一组正式影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