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师的营长都授予了什么军衔。


1955年9月，第一次军衔制落地时，两个曾在八路军第120师当营长的人拿到了不同的军衔。
陈坊仁，1937年任358旅716团二营营长，授少将；陈刚，1937年任715团三营营长，授空军大校。

十八年前，两个人都处在营级岗位上。
十八年后，一个进入将官序列，一个停在校官序列。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以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一部为基础，编成358旅、359旅以及教导团、直属部队。
四个主力团中，715团三个营由傅传作、唐金龙、陈刚担任营长；716团是彭家诗、陈坊仁、王祥发；717团明确列出一营陈外欧、二营陈文彬；718团则是刘昂、彭上坤、徐国贤。

1937年9月贺龙、萧克签署的任职命令里，717团三营只列教导员贺振新，没有列营长。苏鳌后来在120师担任第4支队支队长，1955年授少将，但1937年9月这份命令没有把他列为717团三营营长。

716团由几支红军部队压缩而成。
红6师18团改成一营，红28军一部编入二营，红6师16团改成三营。宋时轮从红28军军长转任716团团长，廖汉生从红6师政治委员转任副团长。

陈坊仁在红军时期已经担任过红28军第3团政治委员、团长，改编后任716团二营营长；王祥发原来就是红6师16团团长，改编后任三营营长。

红军番号压缩以后，一批原来的团级干部进入了八路军营级岗位。

1938年，大青山支队向绥远挺进，715团三营担任先头部队。
陈刚率部攻击天成一带日军据点，为主力继续进入大青山取得落脚点。到了1939年，715团与冀中独立第4支队合编为独立第1旅，716团又与独立第5支队合编为独立第2旅。

两年前同列营级岗位的干部，此后进入新的团、支队、旅和根据地，原来的营级关系不断被新的编制替代。

王祥发在1937年雁门关作战中率716团三营袭击日军交通线。1939年齐会战斗，三营遭日军围攻，他在阵地上负重伤，腿被打断，白求恩医疗队为他实施手术。

717团二营营长陈文彬离开营级岗位后转任政治工作，1940年在返回冀中途中遭日机袭击牺牲，年仅29岁。到1940年前后，1937年的营长中已经有人升调，有人换了建制，有人重伤，也有人牺牲。

陈坊仁此后的道路拉得更长。他从716团营长调往宋邓支队、冀热察挺进军和晋察冀军区，解放战争时期任旅长，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先后担任副军长、代军长、军长。唐金龙从营级岗位继续升任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又任旅长、师长。

陈外欧后来进入军事测绘系统，徐国贤继续在野战部队任职并参加抗美援朝。

几个人1955年都授少将，授衔前承担的职务却早已不是1937年的营级岗位。

1955年2月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把规则写得很具体。
军衔要依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中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每一个军官职务还要在定员编制表内规定相应的编制军衔，授衔一般不得高于编制军衔，可以低一至两级，特殊情况下才可高一级。

1937年的“营长”只是后来评定中的一段经历，1955年的现职也不是唯一尺度。

715团的三个人把这种差别摆得很清楚。
1937年，傅传作带一营，唐金龙带二营，陈刚带三营。十八年后，傅传作、唐金龙授少将，陈刚授空军大校。

同一个团、同一个时期、同一级岗位，最后出现一个军衔等级的差距。

1937年以后担任过什么职务，经历过哪些战争，到1955年处在什么编制位置，都已经进入授衔条件。

陈文彬没有等到这一天，他的生命停在1940年。彭家诗、王祥发、彭上坤也没有进入1955年的授衔序列。军衔授给的是当时进入授衔范围的军官，1937年当过营长，并不意味着十八年后一定会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军衔。

1937年9月那份任职命令明确写出的四个主力团营长中，后来参加1955年授衔的有七人：傅传作、唐金龙、陈坊仁、陈外欧、刘昂、徐国贤六人授少将，陈刚授空军大校；另外四人没有参加授衔，717团三营在当时又没有列出营长。

六名少将来自同一个营级起点，却没有走同一条晋升线。
1937年的改编已经把原来不同层级的红军干部重新放进新的岗位，随后的抗战、部队扩编、解放战争和军队正规化又一次次改变各人的位置。

那张1937年的任职命令解决的是谁来带这个营；1955年落在肩章上的军衔，对应的则是十八年后每个人实际走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