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孙元良的发妻吴懿辉在成都病逝，年仅二十多岁。丧妻的痛加上战场风浪，让他沉了下去。次年，他借赴欧考察之名，化名孙远略，游历英、法、德、意。原是散心，谁料在伦敦拐了个弯。

一个刚丧妻的将军，竟在异国客厅遇上了懂他的人。


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县。一九二四年，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来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逐渐升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率第二五九旅在庙行一带阻击日军，次年升任第八十八师师长。

同年之前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在上海迎娶吴懿辉。吴懿辉的父亲吴醒亚曾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孙元良当时已是颇受重视的青年军官，这桩婚姻把一个军人家庭与上海地方官员家庭联系起来。

婚后，夫妻有了四个孩子，分别取名思辽、思黑、思热、思吉。名字对应辽宁、黑龙江、热河和吉林，寄托着对东北失地的牵挂。

孩子陆续出生，孙元良却不断随部队调动，留在家中的时间有限。

一九三七年八月，第八十八师再次开赴上海前线。孙元良指挥部队在闸北作战，十月撤退时，谢晋元率领部分官兵留守四行仓库。

此后，第八十八师转入南京防御。
十二月南京失守，两名旅长朱赤、高致嵩阵亡，部队遭受严重损失。

孙元良的军旅生涯也在南京战役后发生变化。他离开南京的经过以及部队指挥、经费处理等问题，在军内引起争执。部分官兵提出控告，他本人则作出申辩。

一九三八年春，孙元良被拘押调查，原有的部队指挥职务受到影响。
三月二十四日，他写信给陈诚，希望能够安排到四川工作。五月二日又致函陈诚，表示愿意不再担任师长、旅长一类带兵职务，转而追随陈诚服务。那时，他争取的是重新进入军事人事体系的机会。

陈诚没有立即把孙元良送回原部队。五月十六日，他向何应钦提出让孙元良到军官训练团服务。四天后，陈诚又致函孙元良，告知可以先到训练团工作。

到了七月，孙元良调任第十军团副军团长，驻在江西一带。

军职刚有新的安排，成都家中便出了事。
八月十八日，吴懿辉因病去世。孙元良当时在外地任职，后来才接到家中的消息。夫妻结婚不足六年，四个孩子尚且年幼。此前数月，孙元良忙于应付军事调查、争取任职，如今又失去了共同养育孩子的妻子。

他随后开始筹划出国。同年秋天，孙元良在汉口办理普通身份的旅行手续，所登记的职业与民生航业公司有关。

一九三九年二月三日，他从香港启程前往欧洲。
出国前，孙元良仍有军政方面的人脉。叔父孙震在四川军界身居高位，多年的黄埔和国民革命军经历，也使他与军政人员保持联系。抵达欧洲后，孙元良先后游历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观察各国政治与社会状况。他早年在北京读过法政，后来投考黄埔军校才走上从军道路。

此时暂离国内军队，他曾认真考虑恢复读书研究的生活。
伦敦的中国驻英使馆，成为他海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联系点。孙元良在上海抗战中的经历为使馆人员所知。

龙华藻的父亲就在中国驻英使馆担任武官。
武官负责驻外军事事务，与国内军界存在工作联系。孙元良在使馆人员的交往范围内认识了龙华藻，双方逐渐建立感情，后来成为夫妻。

两任妻子的家庭经历也颇为特殊。

吴懿辉的父亲任职上海地方政府，龙华藻的父亲则在英国从事驻外军事工作。孙元良两次建立婚姻关系时，都身处与其军人身份有联系的社会环境之中。

不过，一九三九年的孙元良，已经没有六年前那样稳定的军事职位。这段新关系没有使孙元良长期留在英国。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进攻波兰，英国、法国相继对德宣战。孙元良访问过的几个欧洲国家卷入战争。

当年年底，他结束游历，返回中国。
回国后，他仍需重新寻找合适的军事工作。原来的第八十八师已经不归他指挥，曾经考虑的学术道路也没有继续走下去。

此后，他进入迁至成都的中央军校，负责高等教育班的训练事务。
其间，高等教育班除了招收现役军官，还接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选送的中级以上政工人员。

随后，孙元良重新进入野战部队的指挥系统。一九四四年，他兼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继续参与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此前在欧洲产生的退离军界、重拾学问的打算，至此已经没有成为他实际的人生道路。

龙华藻则进入了他的家庭生活。
一九四六年，她在上海生下儿子孙祥钟。这个孩子后来进入影视行业，使用秦汉这个艺名，在华语影坛成名。

孙元良离开中国时，原有的军事职务已经发生变化，家庭也失去了吴懿辉。到了伦敦，他以普通旅客身份生活，却仍能通过多年军旅经历形成的交往关系结识龙华藻。

回国后，他重新接受军校和部队任命，龙华藻则与他共同抚养新的子女。

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孙家又添了一个孩子。
七年前那趟从香港出发的欧洲之行，最终没有让孙元良退出军界，却让一个驻英武官的女儿走进了他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