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新四军一个师参谋长被一万多日伪军堵在小村里，他身上只有一支手枪，突围前他平静地对妻子说：我死了，你三个月后就改嫁。

一支队伍要撤出去，必须有人留在后面挡住追兵。

1941年11月28日，罗忠毅和廖海涛带领部队在江苏塘马一带遭到日伪军围攻，掩护机关人员转移。战斗叙述里，罗忠毅身边只剩一支手枪和几名战士，枪声越逼越近，他却还在安排防守。

有个细节，至今让人记得：临出发前，罗忠毅把最坏的打算告诉妻子，甚至嘱咐她，如果自己牺牲，三个月后可以改嫁。话说完，他转身检查弹药。手枪里还有五发子弹，他又从牺牲的警卫员身上取下两个弹夹，准备继续作战。

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诀别。他很清楚，留在村里的每一分钟，都关系到后方人员能不能走远。眼前的战斗，已经不只是守住一间屋子，而是尽量把敌人拖在原地。

罗忠毅当时担任新四军第16旅旅长，廖海涛是政委。两人都明白，谁留下断后，谁就可能回不来。廖海涛提出自己留下，罗忠毅没有答应。这样的争执听起来简单，真正到了枪弹落在身边的时候，谁又能轻松说出留下二字？

战场上的安排也很具体。敌军骑兵从北面绕来，罗忠毅让部队守住祠堂前的窄路，不让骑兵轻易冲过开阔地。机枪手阵亡后，战士李有田接过轻机枪，按罗忠毅的要求用短点射压制敌军。子弹不多，能不能把火力用在关键处，直接关系到还能守多久。

机关人员已经向王家庄方向撤离，东、西两侧的枪声却越来越密。罗忠毅一边分配弹药，一边把能动的战士组织起来，继续守住阵地。有人报告没子弹了，他把自己的弹夹递过去，准备让战士打完再上刺刀。

这场仗的目标不是守到天黑，也不是等援兵赶来，而是为撤退争取时间。说到底，阵地只是手段，能让更多同志脱离包围，才是断后的意义。罗忠毅为何明知危险仍不先走？因为他留下来，别人就多一分机会。

战斗中，李有田抱着轻机枪冲出去接应，罗忠毅也带人迎上敌军。机枪打倒几名日军后，李有田身负重伤，仍用尽最后的力气拉响手榴弹。罗忠毅则继续与敌人近身搏斗，手枪打完，便拿起步枪上刺刀。

故事里，他最后靠在祠堂门口，听着远处的枪声渐渐停下。机关人员撤退方向已经安静下来，东边也没有新的枪声传来。他不知道廖海涛的情况，却能判断这段掩护任务大概已经完成。随后敌人再次逼近，他撑着站起来，继续面对冲来的日军。

这场战斗的时间常被讲错。罗忠毅、廖海涛牺牲于塘马战斗，发生在1941年11月28日，不是1942年。把日期说准，并不会冲淡故事的分量，反而能让这段历史落在清楚的位置上。

这种以牺牲掩护转移的战斗，并非塘马一处。1942年5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十字岭一带牺牲，当时他也在掩护总部机关转移。两人的战场不同、处境不同，但都把保护队伍撤出危险区放在自己前面。

再往前看，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于1940年在吉林濛江一带牺牲。他长期在东北坚持抗日，最后仍没有放下武器。不同战场的经历不能简单放在一起比较，却能提醒人们，抗战中的坚守并不只有一种样子，短时间的掩护、长期的游击，都要有人承担风险。

罗忠毅年仅34岁。战斗叙述中，他临行前还惦记老家的人，希望他们只知道自己出远门，不必细说。这种交代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个战士在生死关头仍想替亲人少留一点痛苦。

他最后能不能知道机关人员已经撤远？故事没有给出答案。可在塘马那段枪声里，他和留下来的战士确实用自己的时间，换来了队伍继续前进的机会。五发子弹打完了，守住撤退通道的决心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