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组织想让彭德怀重新出来工作，可他态度十分坚决，压根不愿复出，他特意亲笔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完来信后，当即给出回应：你要不要马上过来见我？
彭德怀捏着那张简短的回条，在屋里踱了两圈。他让警卫员备车，自己从柜底翻出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换上。车一路开进中南海，他让司机停在颐年堂院外，自己步行穿过那道熟悉的门廊。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面前茶几上摊着的正是他那封信。见他进来，抬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信我看了，意思也明白了。你是不想再沾那个‘官’字。”
彭德怀坐下，腰杆挺得笔直：“不是不想为党工作，是觉得……”
“觉得什么？觉得受了委屈，位置摆不正？”毛泽东打断他，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现在有个位置，不是官，是个‘钉子’。西南三线，山高路险，工厂要建，铁路要修，一堆难题。需要一个敢骂娘、能住工棚、不怕得罪人的人去钉在那里。你说，谁去？”
彭德怀没立即回答。他目光落在茶几的信纸上，沉默了几秒。毛泽东也不催，只是看着他。
“如果是为了建设，”彭德怀终于开口，声音不高，“我去。但我有两个条件。”
“讲。”
“第一，我去是干活，不是做官。不要给我配什么班子、秘书一大群，懂技术、能跑山路的，给我三五个就行。第二，遇到该拍板的事，我得能拍板，不能事事打报告等批复，耽误进度。”
毛泽东点点头：“依你。但我也有一条：给你半年，我要看到一条能通卡车的路；给你一年，我要听见一个厂子的机器响。做不到，你自己回来。”
“做得到。”彭德怀站起身。
“那就明天走。”毛泽东也站起来，送他到门口，“彭老总，这次不是将你军，是将国家的军。西南那盘棋，你看好了再落子。”
第二天清晨，彭德怀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技术员，登上了南下的火车。行李简单：一个帆布包，里面是几件衣服、一摞地图、一个掉了漆的军用水壶。秘书问要不要通知地方同志准备，他摆摆手：“到了再说。”
他们第一站直奔攀枝花。没有迎接，他让车直接开到矿山工地。工棚是临时搭的，四面透风。彭德怀把铺盖卷往木板床上一放，拎起水壶就往外走：“看现场去。”
山势陡峭，勘探队的年轻人都爬得气喘吁吁。彭德怀拄着根树枝，走在最前面，不时停下来，用手指捻一把土，或是敲敲裸露的岩石。看完地形，他召集负责人开会，地点就在山坡的乱石堆上。
“路从哪里开，厂房基打在哪儿，刚才都看见了。”他开门见山，“图纸上画得漂亮没用。我要的是时间表：哪月哪天，挖到哪里；哪月哪天，材料运到。谁负责哪一段，现在就定死。”
一个负责干部面有难色：“首长，这地质情况比预想的复杂，工期恐怕……”
“恐怕什么？”彭德怀盯着他，“红军过雪山草地，有没有问过‘恐怕’？现在有机器、有人、有粮食，你跟我说‘恐怕’？你干不了，我换人。”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技术员赶紧摊开图纸，重新标记。彭德怀就蹲在石头边，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画，不时抬头问几个关键数据。会开完，已是日头偏西，每个人的任务都写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几个月，他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哪里进度慢了，他就出现在哪里，不训话，就问几个问题：卡在哪儿了？需要什么？什么时候能解决？答不上来的，他就在旁边看着，直到负责人满头大汗把问题捋清。
有次修建通往铁矿的便道，遇到一片坚硬的岩石层，爆破效果不好。工人抱怨钻头损耗太快。彭德怀听了，第二天天不亮就赶到现场，叫技术员把不同类型的钻头都拿来。他蹲在碎石堆里，比较着磨损痕迹，最后指着一款说：“用这个。虽然贵点，但一天能顶两天用。账，我来批。”
半年期限将到时，那条关键的简易公路终于修通。通车那天，下着细雨。彭德怀没有出席典礼，他独自站在远处的高坡上，看着第一辆满载物资的卡车，缓缓碾过新铺的路面，驶向矿山方向。他站了很久，直到卡车消失在转弯处，才转身对秘书说：“走，下一个点。”
一年之约将至前夜，秘书匆匆跑进工棚，脸上带着光：“首长！攀钢一号高炉，点火成功了！明天一早就能出铁！”
彭德怀正伏在油灯下核对下一季度的物料清单。他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知道了。” 语气平静。
第二天拂晓，他还是去了。站在离高炉不远的安全区，望着那奔腾而出的第一炉铁水，映得半个天空发红。他没有欢呼，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早已被磨得发毛的西南地图，在“攀枝花”的位置，用红笔画了一个实心的、重重的圆圈。
回去的吉普车上，他靠着车窗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支红蓝铅笔。车窗外，新铺的铁轨在晨光中向前延伸，消失在群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