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最后的统帅叫张宗禹，最后兵败，只剩下十几个人，逃到一间破庙，第二天他的手下醒来，发现他不见了，后来李鸿章带人搜索方圆几十里，硬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天还没亮透，张宗禹就出了庙门。他没骑马，也没带刀，只把那件沾血的外袍叠好，留在熟睡的手下身边。他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走，脚踩在碎石上，一点声音也没有。
走了七八里地，他看见一座矮桥，桥下有个早起捡粪的老农。老农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张宗禹走过去，哑着嗓子问：“老哥，附近可有能歇脚、又不惹眼的地方？”
老农没答话，用粪叉朝北边指了指。那边有一片废弃的砖窑，窑洞塌了一半。
张宗禹钻进最靠里的一个窑洞，缩在角落。他听见远处开始有马蹄声，还有淮军士兵呵斥搜查的喊叫。声音最近的时候，就在窑口外几十步。他没动，直到傍晚，一切才渐渐安静下去。
他在窑洞里躲了三天，靠喝雨水熬着。第四天夜里，他摸到附近一个村子，撬开一户人家的后窗，偷了一身粗布衣裳，还有半块硬饼。换衣服时，他把捻军的头巾塞进了灶膛。
天亮前，他上了大路，混进一队往北走的流民里。流民里有个病得快走不动的老头，张宗禹扶了他一把。老头咳嗽着问：“兄弟，你打哪儿来？”张宗禹看着前方灰蒙蒙的路，说：“老家闹兵灾，活不下去了，出来讨口饭吃。”
走了半个月，他们到了直隶沧县地界。流民们各自散去寻亲投靠，张宗禹一个人留在孔家庄外的土地庙里。庄里一个老塾师出门散步，看见他靠在庙墙下，脸色蜡黄，但眼睛还有神，便问他识不识字。张宗禹点了点头。
老塾师年纪大了，正想找个帮手代课。他把张宗禹带回家，给了碗热粥，然后说：“我这儿缺个教蒙童的，管吃住，一年两吊钱，干不干？”
张宗禹接过粥碗，手很稳。他说：“干。”
他在孔家庄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村里人都叫他“张先生”。他教书极严，孩子们背不出书要打手心，但下了课，他又会把偷偷留下的饴糖分给他们。他很少谈过去，唯一古怪的是，每次村里红白事他被请去喝酒，喝到最后，总会捏着酒杯，盯着桌沿，从牙缝里挤出很低的一声：“杀呀！”同桌的人只当这老先生喝糊涂了，从没人追问。
光绪十五年冬天，张宗禹染了风寒，一病不起。腊月二十三那天，他知道自己撑不过去了，让邻居去请庄里几位年长的过来。等人到齐了，他靠在炕上，喘着气说：“这些年，多谢各位照应。”一位老人说：“张先生，别说这些，养病要紧。”
张宗禹摇摇头，静了一会儿，又说：“我本不姓张。我姓张，但也不是这个张。”屋里的人都愣住。他浑浊的眼睛望着破旧的房梁，慢慢说道：“我就是当年那个……捻军的张宗禹。”
话音落下，屋里死一般寂静。过了好久，最初带他进庄的老塾师的儿子颤声问：“那……李中堂当年搜了那么久……”
张宗禹极轻地笑了一下，没回答。他闭上眼，过了一会儿，气息就断了。
庄里的人商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给“张先生”办了场简单的丧事，碑上只刻了“先师张公之墓”，没提任何别的。那之后，孔家庄的人照常过日子，没人去报官，就像什么都没听说过。只是偶尔有外人问起这位教书先生的来历，老人们会摇摇头，说：“一个逃难来的外乡人罢了，教了一辈子书，挺安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