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曾国藩两江总督，浑身是牛皮癣，天下名医排着队给他看牛皮癣，最后也没看好。其实那时候没有激素，没有抗癌药，没有生物针，没有免疫抑制剂，没有照光，最多也就是用一些寒凉中药压制。
曾国藩搁下笔，后颈又是一阵刺痒。他伸手去挠，指甲缝里立刻沾上了带着血丝的白屑。贴身的老仆端茶进来，见状默不作声，只将掉落在檀木椅上的皮屑悄悄拂去。
这顽疾已纠缠他十年有余。夜里发作时，他常披衣起身，在签押房里踱步，灯下皮屑飘飞如细雪。幕僚们寻来的方子试了不下几十种，从羚羊角粉到硫磺熏蒸，都只管一时之效。他有时觉得，这身癣是他强撑这残破身躯应付危局的代价。
这日午后，一个操着江西口音的中年人求见，自称姓吴，是贩药材的。曾国藩本无心接见，老仆却低声禀告：“此人执意要见，说是不收分文，只想献药。”曾国藩略一沉吟，摆了摆手。
那吴姓商人被引进来，衣着寻常，手里只提一个小布包。他也不多寒暄，从布包里取出一个粗瓷瓶，双手奉上：“督宪之癣，根源在血瘀而非血热。天下名医皆以寒凉药镇压，如同冰封江河，虽暂止波澜，却使气血愈加凝滞。此药油以活血通络之品制成，请督宪一试。”
曾国藩接过瓷瓶，触手温润。他打开塞子，一股浓郁的药草气味散开，并不难闻。“你凭何断定是血瘀？”他问道。
“小人观察督宪指甲色暗，唇色偏紫，此乃血行不畅之象。”吴姓商人答道，“且督宪癣斑厚硬如甲，乃气血长期淤堵所成。凉药越压，堵得越实。”
曾国藩沉默片刻，示意老仆收下瓷瓶。“姑且一试。”他声音疲惫。
当晚，老仆依言将深红色的药油涂在曾国藩背上最顽固的癣块上，缓缓揉按。初时只觉得药油浸润，片刻后，那硬壳底下竟透出一股温热的流动感，痒痛奇异地缓和了些。那夜，曾国藩睡了几个月来第一个安稳觉。
连续涂抹五日，背上那片最大的硬癣边缘开始自然卷翘，底下露出淡粉色的新皮。老仆惊喜不已。消息却不胫而走。
三日后，以金陵医界泰斗自居的赵大夫登门，言辞急切：“督宪万不可再用此等江湖猛药！强行活血催发，犹如溃堤放水，眼下虽见皮损消退，恐不日将引动内火，元气大伤啊！”
曾国藩并未动怒，只缓缓卷起衣袖，露出小臂上一处已褪去大半的癣斑：“赵先生请看，这新皮之色泽、质地，可像是‘溃堤’之象？”
赵大夫凑近细看，只见新生皮肤平整光滑，边缘清晰，并无红肿溃烂。他怔了怔，一时语塞。
“诸位名医十年用药，不离清热凉血四字。”曾国藩放下衣袖，“若此路可通，我早该痊愈。此药另辟蹊径，诸位不识，亦在情理之中。”
赵大夫面红耳赤，最终长揖告退。
自此，曾国藩每日涂抹不辍。身上那些厚重的“铠甲”一片片自然脱落，新生的皮肤虽颜色略浅，却完好无损。夜间那钻心的痒终于止息，他能安稳睡到天亮。
约莫两个月后，腰间最后一处癣斑彻底脱落。老仆收拾换下的里衣，见再无半点皮屑粘附，不禁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曾国藩自己抚摸着光滑的肘部，恍如隔世。
他命人去寻那吴姓商人，欲厚礼酬谢。差役回报，那人三日前已离开金陵，只在客栈留了一句话：“血活癣自消。督宪日后少忧思，多活动筋骨即可。”
曾国藩走到院中，初夏的阳光暖融融地照在脖颈上，毫无滞碍。他忽然想起早年练湘军，总想寻奇计、求速胜，后来才悟到，兵要一日一日练，根基扎实了，仗才能打赢。治病与治军，竟有相通之理——都得找到真正的症结，而非只在表面涂涂抹抹。
那粗瓷药瓶用完後，他没扔，摆在书案一角。批阅文书劳累时，便拿起来摩挲片刻。瓶身粗糙实在，提醒着他：有时那最朴拙、最不被看好的法子，恰恰是真正的出路。
至于那些曾排队为他诊癣的名医，此后无人再提此事。倒是金陵城里几家老药铺，悄然多了一种深红色的活络药油，掌柜只说是依古方所制，疗效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