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把智残儿媳叫进卧室，反锁了门。她回娘家后报警，公公一审获刑四年，坚称“她是自愿的”。丈夫也说：我爸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

陕西西乡，2023年8月4日，早上。

张娜（化名）在楼顶晾衣服。公公王某某把她叫到了三楼卧室。据张娜后来向警方的陈述，王某某当时赤膊，要求发生性关系。她说“不想过去”，但被拉扯、威胁后，强行发生了关系。

事后，张娜回到娘家，当天上午随父亲到西乡县公安局报警。

警方从张娜当日所穿内裤上，检出了包含张娜与王某某的DNA混合基因型。当天，王某某在家中被抓获。

一审：强奸罪，有期徒刑四年。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某申请再审，坚称“她是自愿的”。

而张娜的丈夫、王某某的儿子王某，对媒体说了一句：“当时父亲喝醉酒了，什么也不知道。”

这个案子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前置情节。

早在案发前一年，王某某本人曾主动报警，称张娜被他人强奸。那次报警中，他配合警方带张娜做了智力鉴定，当时就已确认张娜存在智力障碍。

也就是说，王某某在案发前，清楚地知道自己儿媳有智力缺陷。

案件审理阶段，张娜智力状况和性防卫能力成为庭审的核心争议点。

经多家机构鉴定，张娜被认定患有精神发育迟滞，轻度至中度不等。部分鉴定意见认为其“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或“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在法律上意味着什么？

《精神障碍者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指南》将性自我防卫能力定义为：“女性被鉴定人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能力”，分为有、削弱、无三档。

当被害人被鉴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时，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推定规则：行为人明知妇女是不能真正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障碍者，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论被害人是否表示“同意”，均应以强奸罪论处。

“同意”在法律上被取消了资格。因为她不具备做出有效“同意”的能力。

庭审中，辩方核心策略，是想把“自愿”变成一个事实问题，围绕三条：

第一条，直接主张张娜系自愿发生关系。

第二条，称张娜报警是受其父教唆，并提交录音证据，试图证明张娜父亲曾干涉其婚姻。

第三条，主张多份司法鉴定意见存在重大冲突，一审法院“偏听偏信”。

三条策略的共同逻辑是：把案件从“性防卫能力的法律推定”拉回到“她当时到底愿不愿意”的事实争议中。

因为一旦案件被框定为“事实争议”，辩方就有空间去举证“她主动配合了”“她没有反抗”“她事后没有异常反应”。这些在普通强奸案中可能影响认定的因素，就会被纳入考量。

但汉中中院的回应，把这个框架重新钉了回去。

法院指出：综合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鉴定意见，张娜对案发过程描述清晰、否认自愿，并明确表示“害怕被打”。同时认定，受害人父亲劝其报警系行使公民合法权利，不构成教唆诬告。关于鉴定冲突，法院查明多份鉴定意见在核心结论上并无实质矛盾，均认定其精神发育迟滞，且防卫能力低于常人。

换句话说：“自愿”的辩论，在法律上被“性防卫能力”的鉴定结论挡住了。

当一个人被鉴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时，她的“同意”在法律上不产生效力。她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是否没有反抗，不改变“违背妇女意志”的法律推定。法院不需要证明她“不愿意”，法律直接推定她“不能愿意”。

最终量刑为什么是四年？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强奸罪基本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四年，落在法定幅度内，偏下但不离谱。

有几个因素在量刑中起了作用。

第一，性防卫能力“削弱”还是“无”，在量刑上是否有区别？

部分鉴定意见用的是“削弱”，部分用的是“无”。辩方试图利用这个差异。但法院的认定是“核心结论无实质矛盾”，都指向“低于常人”。法院量刑时，将“明知对方智力缺陷仍发生关系”作为从重情节，但同时没有认定“情节恶劣”到需要顶格量刑。

第二，王某某不认罪悔罪，是否影响量刑？

一审判决后王某某提起上诉，二审后申请再审，始终坚称无罪。没认罪认罚，没悔罪表现，没取得被害人谅解。 这些在量刑中不会带来任何从宽。如果他有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取得谅解的情节，四年可能还会往下走。

第三，身份关系加重了伦理上的恶性，但法律上是否单独构成从重情节？

公公与儿媳，同住一个屋檐下。这个身份关系本身不构成独立的法定从重情节，但它意味着行为人拥有比陌生人更便利的作案条件，被害人对他的防备也更低。法院在自由裁量时，这个因素会被纳入考量。

四年，是一个“不认罪、不赔偿、利用家庭信任关系、明知对方智力缺陷”的被告，在法定幅度内获得的位置。

那个丈夫说的那句“我爸喝醉了，什么也不知道”，在法律上不是辩护，是自证。 醉酒从来不是强奸罪的免罪理由。丈夫站在父亲一边，妻子回了娘家再没回来。这个家庭的选择，法律管不了。但法律至少做了一件事：它站在了那个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那边。

（本文基于公开裁判文书及报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