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去世后，在医院欠下了85万的费用，张学友二话没说把钱给垫上了。反之妻子罗美薇因为在葬礼上的不停用手扇来扇去的小举动让很多人批评，被指是不尊重梅艳芳的表现。

张学友看到报纸标题时，手里的咖啡杯顿了一下。他放下杯子，把报纸折起来，塞进了垃圾桶。罗美薇坐在餐桌对面，用纸巾反复擦着手指，没抬头。

“今天要不要去接女儿？”张学友问。

“司机去吧。”罗美薇的声音很轻，“外面人多。”

她知道丈夫这几天见了谁——梅艳芳的姐姐，律师，还有几个从前一起跑场的老朋友。她没问，他也不说。但昨晚他凌晨三点还在书房，她经过时看见他对着电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医疗账单。

电话响了。张学友接起来，走到阳台。

“学友，那笔钱……”是梅艳芳经纪人的声音。

“处理完了。”张学友说，“别再说了。”

“美薇那边……”

“她很好。”张学友打断，“没事我挂了。”

他回到客厅时，罗美薇正在用酒精棉片擦电话听筒。擦得很慢，一圈又一圈。擦完，她抬起头看他：“下周二，我要去看医生。”

“我陪你去。”

“不用。”她把用过的棉片整齐地叠好，“你看上去很累。”

她的视线落在他衬衫袖口，那里有道浅浅的折痕。她手指动了动，最终没伸手。她知道他不喜欢她当众替他整理衣服，上次在金像奖后台，她只是拍了拍他肩上的头皮屑，第二天小报就写了“罗美薇嫌弃丈夫邋遢”。

“葬礼那天，”罗美薇突然开口，声音绷得很紧，“香太浓了。”

张学友看着她。她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我知道。”他说。

两个字，没有安慰，没有解释。但她肩膀松了些。他从来不说“你别在意那些报道”，也不说“我理解你”。他只是说“我知道”。这比什么都够。

下午他出门，去梅艳芳生前住的公寓。管理员认出了他，默默开了门。屋里还保持着原样，沙发上搭着件舞台装，亮片在昏暗里泛着微弱的光。张学友在沙发前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阿梅那套红馆的演出服，是不是在干洗店？”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取回来吧，该收起来了。”

挂断后，他走到窗前。楼下有几个记者还没走，靠在车边抽烟。他拉上窗帘。

晚上回家，罗美薇在厨房煮汤。她戴着一次性手套，用长柄勺慢慢搅动。张学友站在厨房门口，看她把汤舀进保温壶，动作仔细得像在做化学实验。

“给阿梅妈妈的。”她说，没回头，“你明天带去。”

张学友嗯了一声。

“我多放了些百合，她说过喜欢。”罗美薇拧紧盖子，用湿巾把壶身擦了三次，“壶是新的。”

她终于转过身，摘下手套扔进专用垃圾桶。灯光下，她眼下有淡淡的青影。

“谢谢。”张学友说。

罗美薇摇摇头，走到水池边洗手。水哗哗地流，她洗了很久。

夜里，张学友醒来发现身边没人。他在客房找到她。她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瓶消毒喷雾，盯着窗帘缝隙透进来的路灯出神。

“做噩梦了？”他问。

她没回答，过了很久才说：“今天看到张照片，以前和阿梅在片场的。我站得离她很远。”

“你一直怕弄脏别人戏服。”

“不是。”她声音很轻，“我是怕自己脏。”

张学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床垫微微下陷，她身体僵了僵，但没有躲开。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坐着。空调发出低低的运转声。

“睡吧。”最后他说。

她慢慢躺下，背对着他。他关灯，带上门。回到主卧，他拿起手机，把明天要见的记者采访推迟了。

窗外，香港的霓虹彻夜不灭。这座城市记得所有人的光辉与瑕疵，却很少记得那些在闪光灯照不到的地方，有人只是默默坐着，等天慢慢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