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成功搭载中国心！“成了！我们终于成功了！”“拿下！这次全部攻克！”“电磁之父”马伟明：一人堪比十个师，成功为潜艇装上“中国心”！

马伟明团队历经多年苦战突破电磁难关，把核心装备牢牢攥在国人自己手中。

潜艇藏在深海，大家容易想到的是鱼雷、导弹，以及能潜多深、跑多快。但这些本领背后，还有一个不太露脸、却不能掉链子的系统：发电和供电。

艇上的设备要工作，就得有稳定的电源。对空间紧张的潜艇来说，供电设备还得尽量小、轻、高效。这就像给一间寸土寸金的房子装修，设备想多装一点，管线又不能乱，最后还得保证全天可靠运行。难度可比家里换个配电箱大多了。

马伟明团队为潜艇打造的“中国心”，正是在这些硬要求下，一步步磨出来的。

把时间拨回早期攻关阶段，条件远没有今天这么好。在导师张盖凡指导下，马伟明和同事用仅有的3.5万元经费，制造两台小型十二相发电机，研究场地则是一间由洗漱间改造的实验室。

起点听着有些寒酸，碰到的问题却是世界级的：多相整流发电机系统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固有振荡”。

这里的振荡，涉及电气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设备能够发出电，和能够在不同工况下可靠供电，是两道不同的考题。潜艇要长期执行任务，显然不能只交第一份答卷。

解决这种问题，也不是把零件换大一点、材料用厚一点就行。必须摸清振荡怎样产生、什么条件会触发，再找到能够抑制它的办法。理论解释不通，试验就容易绕圈；试验数据不扎实，理论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

他们为此反复拆装、调试、测量，分析数十万组数据，前后用了六年。最终，团队研制出稳定装置，发明带稳定绕组的多相整流发电机，攻克了这一难题，相关成果获得200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觉得，这段经历最有分量的地方，是他们把一个“不稳定怎么办”的问题，变成了中国人能够回答、能够解决的问题。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首先得体现在这种具体能力上。

解决稳定性问题之后，团队又遇到了新的需求：新一代潜艇需要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容量更大、效率更高的交直流电源。

交流电和直流电各有用途，潜艇上的不同设备，对供电也有不同要求。怎样把这些需求更紧凑地整合起来，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工程题。

马伟明提出的思路，是让一台电机同时发出交流、直流两种电。

大白话讲，就是让一个系统承担更多供电任务。但“合在一起”容易说，实际设计时，不同部分如何配合、怎样稳定运行，都需要重新研究。工程上的集成，绝不是把两台机器挤进同一个壳子。

经过十年攻关，团队研制成功世界首台交直流发电机系统，让中国潜艇拥有了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心”。这项成果又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所以，这颗“心”的意义，既有装备性能上的进步，也有技术主动权上的变化。

掌握原理和设计，后续遇到新需求，就有能力自己改；发现问题，就有条件自己查；需要升级，也能够沿着自己的技术积累继续走。对国防装备来说，这种持续改进的能力非常重要。

我一直认为，衡量自主创新，不能只看样机亮相时多热闹，还要看成果能否进入装备、解决使用中的问题。实验室里成功是一关，真正转化为可靠的装备能力，又是一关。

马伟明团队的攻关也没有停在一台发电机上。此后，他们继续研制高速感应发电机系统，并把研究推进到舰船综合电力系统。

这意味着，研究视野从“怎样把电发出来”，进一步扩展到“怎样把整艘舰船的电安排好”。推进和其他用电需求怎样协调，能源怎样分配，系统怎样稳定运行，都要放在一起考虑。

在综合电力系统研究中，马伟明选择中压直流技术路线，经过长期攻关取得突破。这种选择体现了一种科研判断：面对装备需求，要认真比较技术路径，也要敢于研究前人尚未走通的方向。

当然，敢选路只是起点。最后能不能走通，仍然要靠理论、试验和工程结果说话。科研中的胆量，必须配得上验证的耐心。

说到这里，还应该把镜头从马伟明身上稍微拉远一点。

早期有张盖凡的指导，有刘德志等人的共同研究，后来又有不同方向的骨干接力。2002年，团队把新型高速异步电机的主设计师重任交给了年仅24岁的研究生王东，让年轻人在重大任务中成长。

这让我觉得，马伟明的价值还有一层：他不仅推动技术突破，也在培养能够继续突破的人。一项成果解决眼前的问题，一支成熟的团队，则能不断迎接新的问题。

2016年1月，马伟明领衔的团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创新团队奖。这份荣誉落在“团队”上，很有意味。领军者负责把握方向，众多科研人员负责把难题一处处攻下来，缺了哪一环都不行。

今天再看潜艇的“中国心”，最值得自豪的，是中国科研人员把长期积累变成了自己的设计、自己的装备和继续向前的能力。深海里的底气，正是由这些不声张、却经得起检验的工作一点点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