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由于和平时期养官成本很小，汉文帝很快发现，富人的捐助，再加上一定的山海税收，已经足够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了，根本不再需要征收农业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宣布全国税收减免一半。可真正让人意外的，还在后面。
 
 
汉文帝刘恒初年，接手的并不是什么好家底。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堂堂天子的车驾凑不齐四匹同色的马，文武百官上朝只能坐牛车，老百姓家里更是没什么积蓄。
 
 
秦朝覆灭的教训摆在眼前，刘邦建国后就把田租定在了十五税一，试图让民间喘口气。
 
 
刘邦死后，吕后掌权那些年政局动荡，接着是诛灭诸吕的血雨腥风，等到代王刘恒被迎进长安称帝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摊子。
 
 
文帝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78年，一道诏书从长安发出，宣布当年田租减半。十一年后的公元前168年，他再次下诏减半征收。
 
 
到了公元前167年6月，文帝说了这么一番话：“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意思是说农民终年辛苦种地却还要交税，这跟做买卖的商人有什么区别，根本起不到鼓励务农的作用，干脆把田租全免了。
 
 
这一免就是13年，直到他儿子汉景帝登基后才恢复征收，不过税率从此固定在了三十税一，成为西汉的定制。
 
 
问题来了。一个农业社会，最大宗的税收项目说不要就不要了，朝廷运转的钱从哪里来？
 
 
晁错给文帝出了一个主意，他建议让有钱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交够一定数量就赐给爵位。六百石粮食换个“上造”的爵位，交到四千石可以封“五大夫”，一万二千石就是“大庶长”。
 
 
这些爵位是虚衔，不实际给官职，也没有封地，但富人们乐于拿粮食换一个社会地位。
 
 
晁错算过这笔账：富人手里有余粮，拿出来换爵位，朝廷不动用老百姓的赋税就充实了边防储备，边境的粮食够用五年，郡县的粮食够用一年，到了这个程度就可以“勿收农民租”了。
 
 
文帝接受了这个方案，推行“入粟拜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富人自愿掏粮食买荣誉头衔，政府拿着这些粮食解决了边防和储备问题。
 
 
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山泽之利。汉代的山林川泽名义上归皇室少府管辖，从中征收的税赋包括渔猎、采矿、煮盐等项目的收入。
 
 
文帝时期推行了“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天下大旱加蝗灾，文帝进一步下令开放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百姓采矿、开发渔盐资源，用民间经营的活力来补充朝廷财政。
 
 
这种思路和后来汉武帝搞盐铁官营完全是两个方向，文帝选择的是放权让利，民间工商活跃了，交易环节产生的税收自然也就上来了。
 
 
免除田租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最直接的反映在人口上。
 
 
秦二世时期全国人口大约2000万，秦末战乱后降到高祖初年的1400万左右，而文帝在位期间人口迅速攀升到3100万。
 
 
人口增长本身就是经济恢复最硬气的指标，农业发展了，粮价也跟着往下掉，文帝初年粟每石只要十余钱到数十钱。
 
 
种地的农民不需要交田租了，种出来的粮食全归自己，生产积极性自然不一样。
 
 
文帝还把人头税从每人每年120钱降到了40钱，成年男子服徭役的频次也从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这些措施叠加在一起，给普通农户带来的实惠是实打实的。
 
 
不过朝廷不向农民收土地税，但算赋、口赋这些人头税还在，徭役也还在，农民并没有进入完全免税的状态。
 
 
有研究者指出，即使在文景之治时期，农民仍然要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烧炭、服徭役，一年到头不得休息，遇到水旱灾荒，官吏照样来逼收算赋，农民被逼卖儿卖女的事情也有发生。
 
 
免田租带来的好处，更多体现在土地产出全部归农户支配这一点上，而不是说农民从此就没有任何负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