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朝廷出台新规，京察列入二三等、年龄六十五岁以上的官员，都要由吏部引见皇帝，当面核验身体状态，判定是否准许休致。六十五岁，成为清代官员一道重要门槛，但乾隆本人也曾直言，官员能不能继续履职，不能只凭年龄判定，最终决定权归于帝王。

这套规则之下，年龄约束时常形同虚设。只要皇帝认定可用，六七十岁乃至八十余岁依旧可以留任朝堂，纪昀与刘墉便是典型。纪昀雍正二年降生，乾隆十九年考中进士，一路升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依照规制，他六十五岁本就需要接受核验、评估休致，可他持续留任，六十六至七十六岁，还扛起《四库全书》校勘编纂的繁重工作，把最重的差事放在本该休养的年纪。

刘墉的经历更为特殊，他康熙五十九年出生，乾隆十六年登科。年近八旬之时，他在嘉庆二年获授体仁阁大学士，登临文官最高品级。嘉庆七年，皇帝前往热河，特意留八十多岁的刘墉在京主持朝政，史料记载他身姿稳健，目光锐利。如此可用的老臣，君王自然不愿轻易放归田园。高级大臣能否顺利退休，很多时候不靠制度，只看帝王一念之间，制度的弹性，在两位名臣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