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当年老死不相往来，中美为什么吵到今天还在做生意？

冷战双方其实都是从基督教长出来的庞然大物，这让冷战成为了一场披着世俗外衣的宗教战争。两国各自成长为世界一极，才让这场宗教战争达到了世界级。从历史看来，冷战只能算一个历史的特例。

先看苏联的路线

中世纪时，上帝是绝对的超验力量，到了康德，由于上帝存在在理论上不可知，于是将上帝转变为实践理性的公设。到了费希特，上帝越来越被等同于道德世界的秩序而非人格实体。

先验哲学家们尝试把宗教中那个高高在上的神搬到人的先验主体性或绝对精神里。 超验力量不再外在于世界，而是成了世界得以存在和演化的内在逻辑。类似老子的道或者朱熹的天理。

黑格尔是集大成者。他提出了绝对精神的说法。他认为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精神自我展开、自我异化并在更高阶段返回自身的过程。

黑格尔用历史必然性取代了上帝旨意，但这几乎是基督教末世论的哲学翻版，区别是天国变成了历史的终点，上帝变成了绝对精神，神谕变成了辩证法。

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但他保留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却用辩证法重新考证主体，最终认为不是精神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精神（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但他保留了黑格尔的目的论和绝对真理的必然性，认可历史有“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的方向与终点。且认可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终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他声称没有上帝，但他把无产阶级变成了新的选民，把共产主义社会变成了新的天国，把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新的圣经。

这就是为什么无神论的苏联会呈现出如此强烈的宗教狂热。 因为它虽然没有神，却有历史必然性这个超验力量作为终极背书。历史必然性不容质疑、不容妥协。

再看美国的路线

美国的底色是新教加尔文主义。1630年，温斯罗普在阿拉贝拉号上布道，宣布清教徒与上帝缔结了圣约，要建立山巅之城，警告他们若背约，将在全世界面前蒙羞。

此时美国主流思想中，仍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作为超验存在，美国的昭昭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宗教救赎色彩。

到了18世纪独立战争和制宪时期，美国的国父们如杰斐逊、富兰克林等深受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他们做了一件和黑格尔类似的事：把上帝替换成了自然法则与理性。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里把造物主替换成了自然法则和自然神，但保留了“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说法。

此后超验力量从上帝变成了自然权利，这套法则被认为是普世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其实就是美国版的历史必然性。

一战后，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试图用美国的价值观重塑国际秩序，这是美国将美国特色的自然神全球化的第一次尝试。到了冷战，美国找到了完美的对立面苏联，于是将叙事正式定型为自由世界与极权奴役的斗争。

在这个叙事里，美国不再是普通国家，而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异端，美国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打代理人战争、搞麦卡锡主义。此时，美国的超验力量变成了自由，它被赋予了拯救全人类的弥赛亚使命。

两条路线何以变成宗教战争

马克思在直接批评过美国路线。他认为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类解放，所谓人权，尤其是私有财产权，是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

国家可以宣布人人平等，但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阶级差别依然存在。因此，美国式天赋权利只是形式自由，掩盖了实质不平等。

而美国路线的立场正好相反，他认为权利先于政府，也先于社会。如果为了实质平等取消财产权和个体自由，就会走向专制。政府的目的不是改造人，而是保护人已有的权利。

这就是冲突的核心，美国路线要保护人“免于受到某事”的自由，而马克思路线追求“通过做某事”得到解放。

具体到行为层面：当一个人或群体要推行某项事业时，必然遭遇不合作者。若这些不合作者享有免于干涉的自由，那么这项事业就无法推进。反之，若要强行推进，就必须压缩不合作者的自由。

这两条路线之所以能从地缘对抗升级为冷战，正是因为它们都有被世俗化的基督教末世论结构：美国把山巅之城认为天定命运；而苏联则把共产世界看作历史必然。于是冷战成了两种普世救赎方案的内战：一方要拯救个人于专制，一方要拯救劳动者于剥削。

为什么这一套对中国不适用

中国缺乏亚伯拉罕式的弥赛亚救世叙事的土壤。没有位格神、道成肉身、末日审判、选民和天国。

在中国，天不是救赎者，而是天道，是维持世界运转的理。历史不是从堕落走向救赎的直线，而是治乱循环，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轮回与周转，生生不息。因此冷战那种世俗化基督教末世论的论调在中国语境里实在不直接。

总的来说，美苏冷战之所以能升级为圣战式的对抗，根源在于双方共享一套被世俗化的基督教末世论文化。而中美关系之所以无法复制这种格局，则根源于中国文化底色中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治乱兴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