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作家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医生问他的妻子陈希米：“救不救？”没想到陈希米却说：“让他走吧，”随后，史铁生浑身抽搐，不久后离开了人世。


那天下午，史铁生做完透析回到家，头疼恶心，呕吐不止。没过多久人就昏迷了，急救车把他拉到朝阳医院，医生一查，颅内大面积出血。


凌锋大夫赶到时，史铁生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陈希米没有慌乱，她给远在美国的老朋友孙立哲打了电话，这位从陕北插队起就跟史铁生生死相交的老友，做了大半辈子医生。


孙立哲的意见是：开颅。陈希米听完所有分析，做了一个决定——不做手术。她太了解史铁生了。这个男人从21岁瘫痪那天起，就跟死神打了几十年交道，他们两口子不止一次讨论过，如果有一天走到这一步，不要浑身插满管子，不要开膛破肚，让他干干净净地走。


古人说“死生亦大矣”，陈希米把这个“大”扛在了自己肩上。


史铁生这辈子，苦难没跟他客气过。1951年生在北京，清华附中的高材生，跳远拿过校运会冠军，外号“小飞行员”。


1969年去陕北插队，一场暴雨冰雹把他撂倒，高烧不退，腰腿一天比一天疼。回北京治了一年多，下肢彻底瘫痪，那年他21岁。


后来又查出肾病，拖到1998年恶化成尿毒症，一周三次透析，整整扛了9年。1000多次针刺扎下去，手臂上的动脉和静脉鼓成了三条蚯蚓。


他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可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写出了《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2002年拿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写作这事儿对他来说，不是事业，是续命。


说回那个冬夜。陈希米做了一个更难的安排——器官捐献。史铁生早就把遗体捐献的事项写在了一张折得很旧的纸上，字迹工工整整：角膜、肝脏、脊椎、大脑，能用的全签了。天津红十字会的人连夜赶来，那一年整个华北地区只有5个人捐过器官，史铁生是第5个。


捐献有严格的时间窗口，人一走，器官15分钟就开始衰竭。史铁生那时候已经深度昏迷，但硬是撑了好几个小时，一直等到取器官的大夫到位，才吐出最后一口气。


凌锋后来回忆说，铁生真坚强，真配合。一个被病痛折磨了几十年的人，用最后的力气完成了一场沉默的交接。


陈希米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笔迹很稳。她跟医生说“该说的，早就说完了”。她给史铁生梳了头，围上那条灰色格子围巾，然后拎着布包走出病房，靠在走廊窗户边点了根烟，手抖得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点着。


几个小时后，史铁生的肝脏移植到了一个天津患者体内，角膜让两个人重见光明，腰椎捐给了武警总医院做医学研究。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希望器官新的主人能帮我继续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史铁生走的那天是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再过四天就是他60岁生日。走之前十几个小时，他还在电脑前改一部未完成的长篇随笔《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文档最后修改时间停在12月30日上午9点35分58秒。这个人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真正做到了“用生命写作”。


余华后来回忆，史铁生给他写过一封信，最后一句是“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一个瘫痪38年、透析9年、1000多次针刺的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这话搁别人嘴里像鸡汤，搁他身上，是熬过了苦才知道的甜。他的骨灰按遗愿撒在了地坛的树林里，不留碑，不留名。地坛还是那个地坛，只是从此多了一个人。


陈希米签字放他走的那一刻，比他所有的小说都更接近他作品的灵魂。爱一个人，不是死死攥着不撒手，是在最艰难的时候，替他完成他想完成的事，然后自己扛着剩下的日子。


史铁生说过“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他用59年活得比大多数人都饱满。他把苦难当柴火烧，熬出的东西喂给了所有认真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