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美为啥没有建交？

1949年1月，杜鲁门的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建交的三项基本原则：

1、在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
2、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
3、其掌权得到本国人民的普遍接受；
即使到了尼克松时期，艾奇逊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依然是美国与新中国建交的基本三项原则。

艾奇逊之所以提出第二条，是因为当时北平方面公开声明：“对国民政府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订，或重订”。

然后，黄华与司徒雷登会面后，司徒雷登在除了“建交三原则”外，还自行提出了“不实行communism、在未来的政府中接纳democrat以及不与苏联结盟”的附带条件。

司徒雷登还提出想以个人身份前往北平访问燕京大学，并且和过去一样在燕京大学度过自己的生日。

司徒雷登是想去北平直接接触高层。

黄华在6月28日回复：欢迎司徒雷登以个人身份访问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6月30日向美国国务院（美国有国务院，谢谢）汇报了黄华的答复，并请求华盛顿方面给予指示。

7月1日，艾奇逊指示司徒雷登，华盛顿已经决定，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10月3日，杜鲁门告诉副总统，美国没有迫切承认“新中国”的必要，苏联在被美国承认前，我们让苏联等待了12年。

之后美国国务院召集了远东问题专家在10月6、7、8号举行了闭门会议，商讨美国政府是否要马上承认“新中国”。

最终，10月12日艾奇逊代表美国政府公布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原则，表示美国不着急承认“新中国”。

然而有趣的是，美国“弃华派”代表乔治·凯南在这次闭门会议上是铁杆的“快速承认派”，根据Paul Heer的《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披露，在会议中乔治·凯南试图竭力说服艾奇逊尽快承认“新中国”，并且在24人参加的会议中不停串联为新中国“拉票”。

在乔治·凯南的游说之下，会议以“22比2”的绝对优势通过了美国政府应该尽快承认新中国。投赞成票的人里还包括马歇尔。

甚至在1949年10月底，新中国暂时监禁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时，乔治·凯南专门写了一份备忘录，认为此举是苏联的阴谋，是想分化瓦解美国与新中国的关系。

最终备忘录写着“克里姆林宫反对我们承认北京的理由，就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承认北京的原因。”

看到这儿，大家可能觉得乔治·凯南简直就是“老朋友”啊，谁说他“弃华”。

但事实上，他坚持美国政府应该第一时间承认新中国，恰好说明他是坚定的“弃华派”。

乔治·凯南一直认为东亚内陆地区是累赘而非资源，对于美国西太平洋战略来说，台湾的战略作用比东亚内陆地区大得多。

苏联得到了东亚内陆地区对于苏联来说是削弱，即使苏联没有被削弱，东亚内陆地区对美国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披露，乔治·凯南与戴维斯（他是被淮安认证的真·老朋友）在竭力说服艾奇逊承认新中国的同时，还在试图说服美国政府直接用武力解决掉盘踞台湾岛的常凯申，然后在美国的扶持下，建立由“本地民主人士”组成一个与中国无关的新政权。

乔治·凯南和戴维斯为此又给艾奇逊写了一份备忘录，里面就提到美国应该用武力解决逃台的常凯申，扶持新团体。

当乔治·凯南知道白宫不可能支持这一行动时，非常沮丧和愤怒，这也促成他后来离开华盛顿回大学教书。

而早在1947年，乔治·凯南能够主导美国的远东政策（靠马歇尔）时，他就提出日本不应该过度依靠与中国的贸易；为了避免日本过度依靠与中国的贸易，美国应该鼓励日本发展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而美国也应该对东南亚诸国进行经济援助。

为此，他还专门飞到东京与麦克阿瑟闭门长谈了三天，最终说服了麦克阿瑟。

换言之，乔治·凯南想要促使美国承认新中国，目的并不是重视东亚内陆地区，恰好是他不认为东亚内陆地区有多重要；他是想用承认新中国的方式让美国解除自抗战时期与国民政府结下的“准盟友关系”，然后把台湾分裂出去。

试想一下，假设美国在1949年承认新中国；那么常凯申以及60万国民党军在台湾何去何从？

我不相信常凯申会为了维护金瓯无缺而选择投降大陆；相反，常凯申觉得台湾“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的可能性更大。

乔治·凯南一直认为二战是美国与中国结盟，是美国在亚洲战略上犯的错误。

另外，在美国国务院，东亚内陆地区和台湾是并列关系；不少白宫高官，比如乔治·凯南、戴维斯以及马歇尔都觉得对于美国来说，台湾的战略地位大于东亚内陆地区。

明白了上述事实，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看似荒谬实则惊悚的答案：

1949年美国没有承认新中国，才是重视中国的表现。（虽然重视的是蓝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