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周总理访问埃及，大使陈家康的夫人给周总理洗衣服时，突然脸色大变，怒气冲冲的去找丈夫：给我笔钱，我要给周总理买三件新衣服！

周恩来总理率团出访亚非欧14国，首站抵达埃及开罗。按照惯例，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的夫人徐克立负责帮忙清洗总理的换洗衣物。

她接过那件白衬衫，手指一搓，领口处厚厚的补丁硌得她心里一紧。翻过来一看，袖口补了好几层，有的布片颜色跟原衬衫完全不一样，磨得发亮的地方几乎透光。

徐克立当场就哭了。她顾不上拧干手里的水，快步走到丈夫办公室，推开门就说：“老陈，你给我点钱，我得去给总理买几件新衬衫！”

她冲到百货公司，专挑吸汗透气的本地棉布衬衫，选了三件，仔细检查了领口袖口，确认没问题才付钱。可当她把衬衫送到周总理面前时，总理婉拒了。他说：“你们的钱是哪来的？你们用的外汇还不是公家发的？我要是需要衬衫，在国内就做了，用不着在外国用外汇买。”

徐克立不肯退，把衬衫塞给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得知后，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你们谁收的衬衫谁穿。”这三件衬衫最终被放在了箱子里，跟着出访团周游了14个国家。回到北京后，总理办公室党支部研究决定，把衬衫送给了办公室里工资低、孩子多的同志。

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地方，不在衬衫本身，在周总理对“节俭”的定义。他说过一句话：“身为国家的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这句话把一件私人的衬衫，直接提升到了国家导向的高度。你穿什么，别人不会只看你一个人，他们会看你代表的那套价值观。

那个年代的中国一穷二白，一个总理在国外用外汇买衬衫，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他不买，不是买不起，是他清楚这笔账背后站着的是一整个国家的形象。

六十多年后回头看，这桩小事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节俭本身。今天中国早已不是那个连总理都穿补丁衬衫的国家，但那种“公家的钱一分不能乱花”的逻辑，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