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黄德宽曾在相关提案中指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把外语尤其是英语的重要性放在远超母语的位置，这一观点引发了社会对语言教育体系的广泛反思。

很多人看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就会直接站队，要么觉得专家是要废掉英语，以后不用学外语；要么就觉得，英语是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降低英语权重就是关上对外交流的窗口。

其实黄德宽委员当年这份提案，核心根本不是要不要学英语，而是戳破了我们教育体系里一个延续很久的惯性误区：学外语这件事，从升学、考研、评职称到求职，变成了全民硬性门槛，挤压了母语学习，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这份提案全名是《关于纠正我国公共外语教育单一化倾向的提案》，2013 年提交全国两会，相关内容在中国政协网、人民网都有公开报道，我们今天聊的，全部基于公开的权威信息，不做任何主观编造。

先把一个最容易混淆的点讲明白。黄德宽从来没有反对学习外语。一个大国要和全世界打交道，外贸、科研、外交、国际新闻，都需要懂外语的人才，英语作为全球使用范围最广的通用语言，学习它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他提出质疑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公共外语教育几乎完全等同于英语教育，并且把英语成绩当成一个万能筛选标尺，不分专业、不分岗位，不管这个人未来的工作会不会用到英语，都要用英语成绩卡人。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才是提案重点批评的对象。

我们可以看看普通人的真实经历。不少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上英语补习班，小学、初中、高中一路加码，十几年的求学时光里，大量时间花在背单词、刷阅读理解、练听力。

可等到大学毕业走入社会，很多人一辈子的工作场景几乎用不到英语。投入了十几年的时间精力，最后学出来的是 “应试英语”，既没法流畅对话，也读不懂专业外文资料，反而因为大量时间分给英语，母语读写能力有所下滑。

很多大学生写文章语病不断，逻辑混乱，简单的书面表达都做不好，这就是提案里提到的现实：过度强化外语，会直接冲击母语学习。

放到国际视角对比，就能看出差异。黄德宽当时拿出过一组对比数据，美国高校可以开设 276 门外语课程，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能提供 93 种外语，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开设 124 种外语；而那时候我们国内高校能够开设的外语种类不到 60 种，除英语之外的小语种人才缺口很大。

这个对比很能说明问题。真正强大的国家语言能力，不是全民死磕英语这一门语言，而是根据国家对外交往的实际需求，培养多元化外语人才。

我们的贸易伙伴、外交对象遍布全球，不只是英语国家。东南亚、中东、拉美、中亚，大量区域的官方语言都不是英语。如果所有人都只盯着英语，其他语种人才储备跟不上，在很多国际事务、经贸合作上就会吃亏。

这也是提案里提到的，外语教育单一化带来的两层麻烦。第一层，资源分配失衡。所有学生、所有专业都挤在英语赛道竞争，大量学习时间被消耗，很多专业人才，明明专业能力过硬，仅仅因为英语成绩不达标，考研、晋升被卡住。这种筛选方式，筛选出来的不一定是专业能力强的人，只是英语应试能力更强的人。

第二层，母语弱化带来的文化层面隐患。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母语水平下降，意味着年轻人理解本土典籍、读懂传统文化的能力会减弱。

不少国家很早就警惕这类问题，越南学界就曾讨论过，孩子从小接受高强度外语教育，长期下来会弱化自身国家认同。黄德宽当时引用这个案例，也是提醒我们，语言教育不能只盯着对外交流的工具属性，还要兼顾文化传承。

当然，这份提案抛出之后，十几年时间里，社会讨论一直没有停止，正反两方都有合理的声音。支持提案观点的人，大多是学生和家长，他们常年被英语补习、应试压力裹挟，觉得无效学习负担太重。

反对的声音也很实在：如果弱化英语考核，普通家庭孩子会失去一个接触外部世界信息的渠道，家境更好的家庭可以花钱请外教，普通人学习外语的机会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这个顾虑不能忽视，外语教育改革，不能简单理解成 “减少英语课时”，配套措施必须跟上，不能顾此失彼。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误区，很多人默认：重视母语，就等于排斥外语；调整英语权重，就是闭关锁国。这个逻辑站不住脚。放眼全球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学习一门外语，牺牲本国国民母语素养。

学习外语，目的是为了看懂世界；学好母语，是为了认清自己。两件事完全可以并行，不需要非要分出谁压倒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