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毛主席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署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他在信中写道：“润之兄，我本无颜向你提出任何请求，奈何家母年事已高，不得不开口请求润之兄为我照顾母亲。合肥得以解放，母亲尚在老家，请看在抗战时期我与贵军的情分上，烦请你帮我照顾一二。”
卫立煌在台北的寓所里，把那封给“润之兄”的信送出去后，立刻烧掉了草稿。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角那个总是看报纸的陌生人，知道自己的举动已经进了档案。
十天后，一个卖茶叶的小贩把货篮送到卫公馆后门。管家照例检查时，发现底层茶叶包下压着一封没有落款的信。信很短，只说合肥老宅一切平安，有邻居照应，末尾有一句：“枣树今年甚好。”
卫立煌认得这笔迹，是他一个早已断了联系、据说去了北方的堂弟写的。这句话让他掌心发汗——堂弟怎么知道老家院里有枣树？这到底是安抚，还是诱饵？
他还没想清楚，第二天就接到命令，要他即刻启程赴高雄视察防务。机票和行程已经安排好，陪同人员里有两个生面孔。卫立煌明白，这不是视察，是隔离审查的开始。
去高雄的前夜，他让副官去买些纸钱香烛，说要祭拜一位故去的长辈。副官回来时，除了香烛，还带回一包桂圆干。“店家硬塞的，说是福建来的新品，请您尝尝。”副官放下东西就退出去了。
卫立煌打开纸包，桂圆干下面露出一张对折的薄纸。纸上画着简略的路线：从高雄某码头，标注了日期和时辰，指向一个小渔港，再折向一条内河支流。纸角有个极小的“篮”字。
他盯着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划着火柴，把纸烧成灰烬。
高雄的视察按部就班。第三天下午，视察团参观一处海岸炮台时，卫立煌借口胸闷，要到旁边透透气。一名陪同的军官紧跟上来，他却摆摆手：“就两步，抽根烟。”
他走到炮台侧的矮墙边，刚点上烟，墙根下闪出一个穿渔民蓑衣的人，往他脚边扔了个东西，转身就消失在岩石后。那是个湿漉漉的鱼篓，里面没有鱼，只有一套粗布衣裤和一张船票。
当晚，卫立煌在招待所房间留下了一张字条，说他想起一位住在附近的故友，趁夜去拜访，明早即回。他换上粗布衣，从后门离开，按照船票上的时间赶到那个小码头。
接应的是一条单篷小船，船夫不说话，只示意他进篷。船在海上漂了一夜，天亮前驶入一条河口，接着换乘一条运沙船，逆流而上。三天里，他换了四次交通工具，陪同的人每次都不同，但交接时只说一句：“老太太等您回去收枣。”
第七天夜里，他在粤北一个小镇下了车。来接站的人领他进了一间祠堂，里面等着两个人。其中一人拿出一张照片——母亲坐在老宅门槛上，手里捧着一碗红枣，身后门框上挂着一只空竹篮。照片背面有母亲按的手印。
另一人摊开一张地图：“卫将军，从这里往北，每一段路我们都有人。但过了长江，就得靠您自己走了。篮子空了这么久，该装点东西回去了。”
卫立煌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给我纸笔。”
他写了一夜。不是军事部署图，也不是人员名单——那些他早就不碰了。他写的是十几位散落在南方、与他有旧谊、如今处境微妙的人物，他们的性情、软肋，以及可能说服他们的关键话术。天亮时，他把厚厚一叠纸交给接应的人：“这些，或许比地图有用。”
接下来的路走得慢，但稳。每过一关，都有人对得上他写下的某句话或某个习惯。当他终于渡过长江，踏上北行的火车时，车厢广播正在放一首他没听过的歌。邻座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对他笑了笑，递过来一个布包：“老家捎来的，路上吃。”
卫立煌打开布包，里面是满满一包晒干的红枣。
他抵达北京是一个傍晚。没有仪式，他被接到一处安静的院子。第二天，有人送来一份档案袋，里面是他母亲近期的生活记录和几张新照片。附信只有一行字：“篮已备好，枣在院里。”
一个月后，他提出想回乡看看。申请很快批准，安排了一程低调的旅行。
推开老家院门时，母亲正坐在枣树下拣枣。听见声音，她抬起头，眯眼看了看，手里的动作没停：“回来了？进屋吧，篮子在桌上，今年晒得干，正好装。”
卫立煌没进屋。他走过去蹲下，帮母亲拣起簸箕里的一颗枣。阳光暖烘烘地照在背上，枣子的甜味混着尘土气，漫进鼻腔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拣好的枣，一颗一颗，放进母亲脚边的竹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