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他去任何地方，周养浩说：“我想去台湾投奔蒋介石。”谁知他刚出发，蒋介石就病逝了。
他把那本边角磨破的《曾文正公家书》仔细夹进行李中间，拉上旧皮箱的拉链。手续办得很快，出发那天清晨，他最后一次检查了房间，转身锁上门。
从深圳出境时，他脚步很快，几乎没有回头。坐上开往香港的巴士，他把皮箱紧紧抱在怀里。窗外的农田渐渐变成密集的楼房，他知道自己离过去越来越远了。
香港的旅馆房间窄小，他住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皮箱放在床头柜旁。他每天下楼买三份报纸，逐字逐句寻找来自对岸的消息。第四天早上，他照例翻开报纸，第二版右下角一则简讯让他定住了：蒋介石病逝，四月五日。
他捏着报纸在原地站了两分钟，然后慢慢折好，夹在胳膊底下回了房间。皮箱还搁在那儿，他没去动。
中午，他接到中转站打来的电话。对方语气谨慎，只说情况有变，赴台审批暂时冻结，建议他“另作打算”。他问冻结到什么时候，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回答：“不好说。”
他挂了电话，打开皮箱，把里面几件衣服重新叠了一遍。叠到那本旧书时，他停下手，盯着封面看了很久，最后把书抽出来，放在枕头下面。
第二天，他去了一趟码头。海风吹过来，对岸的轮廓隐在雾气里。他站了一个钟头，看着货轮进进出出，然后转身回了旅馆。经过前台时，他告诉伙计，房间再续一周。
一周后，他接到正式通知：赴台申请因“情势变更”不予批准。他听着，点了点头，什么也没问。
回到房间，他把皮箱从床头柜旁拎起来，放到衣柜顶上。那本旧书从枕头下拿出来，塞进了抽屉最深处。他下楼买了一张新的地图，摊开在桌上，用指甲在几个沿海城市的名字上轻轻划了划。
几天后，他退了房，拎着那只旧皮箱去了火车站。箱子轻了不少，里面的书不见了。他买了一张北上的车票，终点站写着一个他没去过的北方城市。
列车开动时，他看着窗外掠过的站台，想起离境那天回头看见的地砖。砖其实是一样的砖，只是看的人不一样了。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皮箱就放在脚边，拉链紧闭，不再装着投奔谁的念想。它现在只是一只箱子，装着一个还得继续往前走的人，和几件换洗衣裳。